上海法学院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因国民党“清党”而退出政界的褚辅成、沈钧儒等几位著名政治活动家所创办。其办学宗旨：为国家培养具有爱国、民主思想的政法财经人才。这一宗旨，在上海法学院校歌歌词和整个办学过程中得到体现。上海法学院校歌歌词(潘力山作)是：国家纷乱，何以治之；时局阽危，何以济之；嗟我多士，尚修尔身；明尔法，披发缨冠往救之。
1926年夏，上海法政大学一百多位同学对学校领导不满，决心脱离学校，要求校董王开疆先生另立新校，发展教育事业。王开疆感到同学的情词恳切，便通过褚辅成邀请章太炎、董绶经、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赵晋卿、陈霆锐、吴凯声、李祖虞、于右任诸先生在一品香举行发起人会议，议定成立上海法科大学。推定章太炎、董绶经两先生担任校长，租赁法租界蒲柏路479号至483号房屋为校舍。后章太炎坚请辞去校长职务，王开疆亦因事离开上海，董绶经感到独力难支，乃邀王儒堂、钱新之、沈钧儒诸先生组织董事会，推定褚辅成先生任董事长，潘力山先生为副校长，于是年10月3日正式开学。当时有教授20余人，学生300余人，分设大学、专科、预科三部。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奠定上海，我校同学参加民主革命工作的颇多，学校受到社会人土的关注。秋季开学，学生人数增达500余人。学校修订组织大纲，并遵照新颁私立学校规程，办理校董会立案。这时同学会中发生改选斗争，由于学校当局及早排解，得告平息。10月13日忽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来函，说校中有“跨党分子”12人须限期离校，措辞十分严厉。潘力山副校长立即通告被指的12名同学自动退学。
潘力山副校长除担任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外，还与沪上同志创设《谠论旬刊》，宣传国民革命。该刊发表宣言，订立社章等工作，潘力山均亲历其劳。不料义旗方举，10月14日上午9时，因清党事遭狙击，终因流血过多，不幸长逝。时校务顿呈纷乱，董绶经校长坚决提请辞退。褚辅成董事长在南京闻讯，赶回上海，办理潘副校长身后事宜，然后召开董事会商讨学校善后。会议公推褚董事长兼任校长，沈钧儒任教务长。为纪念潘先生故，修订学校组织大纲，不再设副校长职。时法租界工部局以潘案尚在侦查期内，不得开课，经吴凯声董事一再疏通，才于11月21日复课。
1928年1月，校董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褚辅成兼任校长为正式校长，改选钱新之为董事长，并适应社会需要，添办银行专修科。褚辅成校长正式接事后，厘订章则，增设合作银行及实习法庭，以供学生实习；为纪念潘力山副校长起见，改本校图书馆为“力山图书馆”，指定专款，以充实其内容。同年8月，因蒲柏路校舍被房主声明收回，遂租赁江湾路新址，学校全部迁移。10月，接到大理院批准本校校董会立案公文。
校董会立案后，随即办理学校立案。1929年5月经沈钧儒教务长和毕业生钮镕才同学的协力，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拨陈氏捐款四万元的资助，同时捐募基金委员会已募得基金数万元。九年间将新址原有房屋及地基以3.5万银两的代价买下，并计划增建教室、宿舍、大门各一座，于11月初开工。
1929年夏，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得称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的改称独立学院，附设预科改称高中。因此第二十四次校董会议决定，1929年秋添设附中，原有预科停止招生。又经第二十五次校董会议决议，自1930年起，更改校名为：“上海法学院”。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26年夏，上海法政大学一百多位同学对学校领导不满，决心脱离学校，要求校董王开疆先生另立新校，发展教育事业。王开疆感到同学的情词恳切，便通过褚辅成邀请章太炎、董绶经、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赵晋卿、陈霆锐、吴凯声、李祖虞、于右任诸先生在一品香举行发起人会议，议定成立上海法科大学。推定章太炎、董绶经两先生担任校长，租赁法租界蒲柏路479号至483号房屋为校舍。后章太炎坚请辞去校长职务，王开疆亦因事离开上海，董绶经感到独力难支，乃邀王儒堂、钱新之、沈钧儒诸先生组织董事会，推定褚辅成先生任董事长，潘力山先生为副校长，于是年10月3日正式开学。当时有教授20余人，学生300余人，分设大学、专科、预科三部。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奠定上海，我校同学参加民主革命工作的颇多，学校受到社会人土的关注。秋季开学，学生人数增达500余人。学校修订组织大纲，并遵照新颁私立学校规程，办理校董会立案。这时同学会中发生改选斗争，由于学校当局及早排解，得告平息。10月13日忽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来函，说校中有“跨党分子”12人须限期离校，措辞十分严厉。潘力山副校长立即通告被指的12名同学自动退学。
潘力山副校长除担任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外，还与沪上同志创设《谠论旬刊》，宣传国民革命。该刊发表宣言，订立社章等工作，潘力山均亲历其劳。不料义旗方举，10月14日上午9时，因清党事遭狙击，终因流血过多，不幸长逝。时校务顿呈纷乱，董绶经校长坚决提请辞退。褚辅成董事长在南京闻讯，赶回上海，办理潘副校长身后事宜，然后召开董事会商讨学校善后。会议公推褚董事长兼任校长，沈钧儒任教务长。为纪念潘先生故，修订学校组织大纲，不再设副校长职。时法租界工部局以潘案尚在侦查期内，不得开课，经吴凯声董事一再疏通，才于11月21日复课。
1928年1月，校董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褚辅成兼任校长为正式校长，改选钱新之为董事长，并适应社会需要，添办银行专修科。褚辅成校长正式接事后，厘订章则，增设合作银行及实习法庭，以供学生实习；为纪念潘力山副校长起见，改本校图书馆为“力山图书馆”，指定专款，以充实其内容。同年8月，因蒲柏路校舍被房主声明收回，遂租赁江湾路新址，学校全部迁移。10月，接到大理院批准本校校董会立案公文。
校董会立案后，随即办理学校立案。1929年5月经沈钧儒教务长和毕业生钮镕才同学的协力，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拨陈氏捐款四万元的资助，同时捐募基金委员会已募得基金数万元。九年间将新址原有房屋及地基以3.5万银两的代价买下，并计划增建教室、宿舍、大门各一座，于11月初开工。
1929年夏，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得称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的改称独立学院，附设预科改称高中。因此第二十四次校董会议决定，1929年秋添设附中，原有预科停止招生。又经第二十五次校董会议决议，自1930年起，更改校名为：“上海法学院”。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27年春，国民革命军奠定上海，我校同学参加民主革命工作的颇多，学校受到社会人土的关注。秋季开学，学生人数增达500余人。学校修订组织大纲，并遵照新颁私立学校规程，办理校董会立案。这时同学会中发生改选斗争，由于学校当局及早排解，得告平息。10月13日忽接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来函，说校中有“跨党分子”12人须限期离校，措辞十分严厉。潘力山副校长立即通告被指的12名同学自动退学。
潘力山副校长除担任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外，还与沪上同志创设《谠论旬刊》，宣传国民革命。该刊发表宣言，订立社章等工作，潘力山均亲历其劳。不料义旗方举，10月14日上午9时，因清党事遭狙击，终因流血过多，不幸长逝。时校务顿呈纷乱，董绶经校长坚决提请辞退。褚辅成董事长在南京闻讯，赶回上海，办理潘副校长身后事宜，然后召开董事会商讨学校善后。会议公推褚董事长兼任校长，沈钧儒任教务长。为纪念潘先生故，修订学校组织大纲，不再设副校长职。时法租界工部局以潘案尚在侦查期内，不得开课，经吴凯声董事一再疏通，才于11月21日复课。
1928年1月，校董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褚辅成兼任校长为正式校长，改选钱新之为董事长，并适应社会需要，添办银行专修科。褚辅成校长正式接事后，厘订章则，增设合作银行及实习法庭，以供学生实习；为纪念潘力山副校长起见，改本校图书馆为“力山图书馆”，指定专款，以充实其内容。同年8月，因蒲柏路校舍被房主声明收回，遂租赁江湾路新址，学校全部迁移。10月，接到大理院批准本校校董会立案公文。
校董会立案后，随即办理学校立案。1929年5月经沈钧儒教务长和毕业生钮镕才同学的协力，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拨陈氏捐款四万元的资助，同时捐募基金委员会已募得基金数万元。九年间将新址原有房屋及地基以3.5万银两的代价买下，并计划增建教室、宿舍、大门各一座，于11月初开工。
1929年夏，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得称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的改称独立学院，附设预科改称高中。因此第二十四次校董会议决定，1929年秋添设附中，原有预科停止招生。又经第二十五次校董会议决议，自1930年起，更改校名为：“上海法学院”。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潘力山副校长除担任学校行政和教学工作外，还与沪上同志创设《谠论旬刊》，宣传国民革命。该刊发表宣言，订立社章等工作，潘力山均亲历其劳。不料义旗方举，10月14日上午9时，因清党事遭狙击，终因流血过多，不幸长逝。时校务顿呈纷乱，董绶经校长坚决提请辞退。褚辅成董事长在南京闻讯，赶回上海，办理潘副校长身后事宜，然后召开董事会商讨学校善后。会议公推褚董事长兼任校长，沈钧儒任教务长。为纪念潘先生故，修订学校组织大纲，不再设副校长职。时法租界工部局以潘案尚在侦查期内，不得开课，经吴凯声董事一再疏通，才于11月21日复课。
1928年1月，校董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褚辅成兼任校长为正式校长，改选钱新之为董事长，并适应社会需要，添办银行专修科。褚辅成校长正式接事后，厘订章则，增设合作银行及实习法庭，以供学生实习；为纪念潘力山副校长起见，改本校图书馆为“力山图书馆”，指定专款，以充实其内容。同年8月，因蒲柏路校舍被房主声明收回，遂租赁江湾路新址，学校全部迁移。10月，接到大理院批准本校校董会立案公文。
校董会立案后，随即办理学校立案。1929年5月经沈钧儒教务长和毕业生钮镕才同学的协力，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拨陈氏捐款四万元的资助，同时捐募基金委员会已募得基金数万元。九年间将新址原有房屋及地基以3.5万银两的代价买下，并计划增建教室、宿舍、大门各一座，于11月初开工。
1929年夏，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得称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的改称独立学院，附设预科改称高中。因此第二十四次校董会议决定，1929年秋添设附中，原有预科停止招生。又经第二十五次校董会议决议，自1930年起，更改校名为：“上海法学院”。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28年1月，校董会举行第十四次会议，决定褚辅成兼任校长为正式校长，改选钱新之为董事长，并适应社会需要，添办银行专修科。褚辅成校长正式接事后，厘订章则，增设合作银行及实习法庭，以供学生实习；为纪念潘力山副校长起见，改本校图书馆为“力山图书馆”，指定专款，以充实其内容。同年8月，因蒲柏路校舍被房主声明收回，遂租赁江湾路新址，学校全部迁移。10月，接到大理院批准本校校董会立案公文。
校董会立案后，随即办理学校立案。1929年5月经沈钧儒教务长和毕业生钮镕才同学的协力，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拨陈氏捐款四万元的资助，同时捐募基金委员会已募得基金数万元。九年间将新址原有房屋及地基以3.5万银两的代价买下，并计划增建教室、宿舍、大门各一座，于11月初开工。
1929年夏，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得称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的改称独立学院，附设预科改称高中。因此第二十四次校董会议决定，1929年秋添设附中，原有预科停止招生。又经第二十五次校董会议决议，自1930年起，更改校名为：“上海法学院”。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校董会立案后，随即办理学校立案。1929年5月经沈钧儒教务长和毕业生钮镕才同学的协力，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指拨陈氏捐款四万元的资助，同时捐募基金委员会已募得基金数万元。九年间将新址原有房屋及地基以3.5万银两的代价买下，并计划增建教室、宿舍、大门各一座，于11月初开工。
1929年夏，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得称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的改称独立学院，附设预科改称高中。因此第二十四次校董会议决定，1929年秋添设附中，原有预科停止招生。又经第二十五次校董会议决议，自1930年起，更改校名为：“上海法学院”。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29年夏，国民政府颁布新的大学组织法，规定必须具备三个以上学院，才得称大学，不具备三个学院的改称独立学院，附设预科改称高中。因此第二十四次校董会议决定，1929年秋添设附中，原有预科停止招生。又经第二十五次校董会议决议，自1930年起，更改校名为：“上海法学院”。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30年6月，新教室及宿舍次第落成，于开学时举行新校舍落成典礼，到会校董、教职员及毕业同学一致认为自建校舍已成，只要再募一些基金，便可解决学校立案问题。经商定继续捐募基金办法，赶办立案手续。是年11月教育部批准立案。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本校自经教育部立案后，信誉益著。1930年度下学期招生，考生十分踊跃，在校学生达900余人。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全国学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怒潮。褚院长勇于担任上海市东北义勇军后援会的领导工作。沈教务长亲赴热河慰劳，动员本院同学积极参加救亡宣传活动。到了寒假，“一·二八”沪战发生，本院以邻近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首当其冲，除大礼堂外，全校校舍及一切设备于2月3日惨遭日军焚毁，历年惨淡经营的成果，一朝化为灰烬。3月，召开第三十三次校董会议商讨善后，决议暂移杭州开学，以免700余同学顿遭失学。由褚院长亲赴杭州租借银河桥绸业会馆，即于春假后开学。后因环境不宜，于7月中旬迁回上海，租借法租界姚主教路204号为临时校舍。12月，召开第三十四次校董会议，决议组织校舍复兴委员会，修复校舍。经全体校友的努力，竟在短期内募得数万元基金，于1933年春动工，至本年6月，全部校舍次第修复，遂赶速迁回原址。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正在筹备庆祝本院复兴的时候，在7月下旬突然接到教育部勒令本院停招新生的命令。事后查明，这是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具体措施，各地私立文法学院亦有接到这类公文的。这无疑是对热心为复兴本院奔走的人以很大的打击。但是褚院长却并不因此灰心，一面撰文声明本院立场，一面劝告同学努力学习。半年后，国民政府限制文法学院的气氛逐渐和缓，本院于1934年6月接到教育部恢复招生的令文，继续招收新生。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35年3月，褚院长因当时美国的白银政策推动正力，银价上涨，有增无已，我国白银外流，日甚一日，致使金融恶化，志士殷忧，特提出《货币革命》的主张，以为救济农村、发展工商、安定邦国之策。这一主张，先在上海法学院校内作讲演，每周一次，为期二个多月讲完。7月，讲稿印成单行本，分赠国内学者和国民政府。上海国货厂商数百家，联名要求政府推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主张。11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紧急布告，实行新货币政策(即法币政策)，其中关于法币的发行与兑换，发行准备保管委员会的设立，规定辅币为镍币等等，与《货币革命》内容相同。褚院长的《货币革命》论，不仅有很大的理论价值，且有重大的政策性，实为我国重要的货币理论史料。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不料喘息刚定，1936年11月22日，沈钧儒教务长和王造时教授，毕业同学沙千里、史良等因救国会活动遭国民党逮捕。同时遭逮捕的还有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诸先生，这就是震动国内外的救国会“七君子”冤狱。“七·七”抗战爆发后，国内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沈教务长等“七君子”释放出狱。接着“八·一三”战事发生，我院校址又成战场。在极困难的条件下，租定公共租界大通路王家沙花园路8号筹备开学。同年11月，国军西撤，上海成为“孤岛”，褚院长和沈教务长被迫内行，奔走国事，从事抗日民主运动。院务由褚院长的二子褚凤仪教授代理。当时学校处境艰苦益甚，在学人数减至145人，学校经济更感窘困。在代院长褚凤仪教授的主持下，经全院师生的共同努力，终于克服了种种困难，坚持了抗日救国的教育方针，从而使校誉蒸蒸日上，至1941年，学生人数增至421人。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41年12月8日，日军侵犯南洋，偷袭珍珠港，上海日军侵入前租界，各校当局惊惶失措，甚至有恐遭日军之忌而不敢停课的。我校在太平洋战争发生前，早对应变之策作了决定，褚院长亦有多次指示，故敌骑一至，弦诵立停。一面办理结束，一面准备内迁。通过教务处主任胡珍楷关系，在兰溪拍发电报向褚院长和教育部长请示学校内迁兰溪开学，褚院长复电赞成，教育部且允拨助迁移费五万元，于是学校决定迁兰。1942年1月，通过校友俞瑞鹤的关系，觅定浙江兰溪西乡杨塘为临时校舍。师生分批内移，于3月底筹备就绪。未几，浙赣会战发生。其时金华、兰溪告急，我院师生于敌机轰炸下西溯钱江，冒雨步行，经浙属常山、开化而避居遂安，后由褚风仪代院长决定学校迁屯溪。那时院长褚辅成任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川康建设期成会驻万县办事处主任，教务长沈钧儒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因邮电阻隔，二老与学校音讯断绝已历四月。褚院长已在万县与当地代表人士筹建分院，于1943年1月报教育部将商专科银行组及统会组移设万县。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在这时期，师生员工的生活甚为清苦，学校供应的膳食，仅青菜、黄豆，豆腐而已。然诸同仁念其所负使命之重大，致力于其本位工作，对艰苦生活，均甘之如饴。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对我院非常歧视。主要原因是我院褚院长和沈教务长在大后方积极参加抗日民主运动，特别是沈教务长是救国会领导人。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45年8月3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获得最后胜利。褚凤仪代院长立即决定迁沪复员，于9月初开始分批回沪；首批复员师生由褚凤仪代院长率领，于9月上旬抵沪，至10月中旬学校已在上海开学。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学校复员既定，着手调整系科，遂上报教育部将原有移万县商专科迁回上海，同时将1945年在万县增设的报业专修科也移沪办理。于是我院已成为四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会计学系)二组(商业专修科统计会计组、银行组)一科(报业专修科)的独立学院。万县分院本是抗战期间应变成立的，应当地人士纪念褚辅成院长的要求，另组校董会成立辅成学院。随着形势的发展，我院于1947年起又增设会计统计系、银行系，统计学系，成为七系二科的独立学院。附属中学设高中(普通科、商科)和初中两部。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46年3月，接到教育部颁发复员费5000万元，学校着手修理校舍，添置设备。经三个多月的整修，我院面貌又焕然一新，基本上恢复旧观，惟图书设备，一时尚难补充。尔后经多年的努力，始完成藏书十万册的图书馆。我院复员后，不仅学生数量大为增加，学生质量亦有提高。1946年第一学期投考新生约千人之多，而录取的仅300人。法律学系司法组毕业生参加司法官考试可免试一部分科目。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褚辅成院长于1946年6月由重庆回上海，重掌校政，并筹建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推动和平民主运动。当褚院长抵沪时，全校师生200余人到北火车站热烈欢迎。褚院长在书面讲话中说：“于今宪政民主已势所必行，辅成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此，经犹期以耋耄之年，见其实现，窃愿与本院师生，共谋努力。”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47年5月4日，上海各大专院校学生分别集会纪念“五四”运动。我院政治学系同学举行学术报告会，请作家姚雪垠讲《典型人物的创造》，九三学社焦敏之教授讲《民主政治的时代性》，有三四十位同学到北四川路进行街头宣传，张贴纪念五四、要求人权的标语。“五四”本是我国青年的节日，同学们进行纪念活动是完全正常的行动，可是国民党政府恨之入骨，派出大批警察横加干涉。开始撕毁标语，继而殴打学生，潘思采、顾钱吉同学受重伤。5月6日中午，“五四事件”抗议委员会召开会议，决议自下午起开始罢课，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强烈支持。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5月7日晚，上海市长吴国桢来褚院长寓邸，就解决“五四事件”与褚院长交换意见。8日中午，褚院长和教务长沈钧儒与学生抗暴会主席团代表谈话。主席团决定5月9日组织一次大规模的请愿活动，主席团代表唐振淮、夏蔚、杨辉由毛鹏翼同学陪同下，在下午三时许到附中办公室，与附中教务主任高景仰商量学校的抗暴运动，委托高景仰与褚院长联系，敦请褚院长亲自出马参加明天的请愿大会。高景仰立即打电话向褚院长转达抗委会主席团的意见和要求，并建议他亲自出马。褚院长同意明天亲自参加请愿大会，并对请愿方式作了重要指示。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5月9日下午三时许，我院大学部和附中同学与34所大中院校学生代表700余人，分乘大卡车到市府向吴国桢请愿，褚院长由高景仰陪同乘轿车前往。请愿同学沿途高唱进步歌曲，挥舞旗帜，情绪极为激昂。请愿同学到达市府后列队在市府大院广场上。褚院长和学生代表20余人被请上楼，褚院长和学生代表屈元，院长秘书、教师代表高景仰三人进入市长办公室，其余学生代表苏淑媛、唐振淮，夏蔚，杨辉等在市长办公室外的接待室等待。校友、中共党员舒忻同志亦在请愿队伍中亲临指挥。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我们三人与吴国桢进行面对面谈判。谈判开始后，吴国桢首先发言。他说：“听说你们学生发动这次事件是有背景的。”褚院长说：“同学们发动请愿是被你们逼出来的。开始时同学们要我出来领导，我因精力不够，没有公开出面。现在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事情发展到这样地步，我只能亲自出面来看望市长啰!”吴国桢又说：“听说今天来的学生袋袋里带有石块。”褚院长说：“我们学生手无寸铁，你们的警察手里有枪，哪有凭石块和枪弹搏斗的道理?”屈元列举事实，痛斥警察殴打学生的暴行，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愤怒指出吴国桢所说“学生带有石块”是对学生的诬蔑。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这时广场上同学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保障人权”、“争取自由”、“要求市长合理解决五四事件”等口号，震撼了整个市府大厦，一阵阵传到吴国桢的办公室。吴国桢故作镇静地说：“警察的行动是根据政府的法令。”褚院长说：“什么法令?你们太不识相。‘五四’本来是青年人的节日，他们贴点标语以示庆祝，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你们还要撕标语，打学生，这不是太不识相么。”吴国桢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提出了三条所谓解决办法。广场上的同学对吴国桢的答复坚决反对，我们三个人对吴提出强硬抗议，吴国桢被迫对解决办法作了修改。大意是：一、学生医药费由市府负担；二、保证今后公务员如有超越法令时，决予严办；三、褚院长参与调停，年高劳顿，吴市长特向褚院长道歉；四、学生即日起恢复上课；五、警士执行职务时应遵守纪律，注重礼貌。褚院长看到吴国桢已作让步，便说：“院长是一院之长，向院长道歉已包括向同学道歉。”关于复课问题，屈元说等道歉信送到学校后研究决定。这时，广场上的同学要求吴国桢下楼和同学见面，宣布商谈最后结果。吴国桢于六时许下楼到广场向学生宣读“调查报告”并答学生问。褚院长因年事已高，由高景仰陪同先回学校。同学对吴国桢的答辩仍不满意，纷纷指责，至下午八时许分乘卡车，一路高呼口号返校。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5月10日上午，褚院长、沈钧儒和胡子婴来校向同学讲话。讲话中说，“争取和平民主，须做长期工作”，劝勉同学先行复课。下午，褚院长特邀上海学生后援会主席团代表来校商谈，要求同学先行复课，由他与市府继续交涉。后援会主席团讨论了褚院长的意见，一致通过5月12日起复课，并发表告同学书，声明复课理由。就在复课那天，吴国桢的道歉信也到了学校，这一斗争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1948年3月29日，褚辅成院长不幸逝世。5月16日在大上海戏院举行“褚辅成先生追悼会”。追悼会由上海法学院、浙江省政府、民丰造纸厂等单位联合主办。民建、九三的领导人黄炎培、王造时、笪移今等参加了追悼会。会上，王造时作了重要讲话，学生中的中共党员王淑贞作了即席发言。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
褚院长逝世后，校董会决定由褚凤仪教授担任院长。褚凤仪教授就任后宣布，本院将继续执行爱国、民主的教育宗旨，为国家培养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