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历史纪念日就如同年关岁末，总会让人们抚今追昔。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又恰逢九三学社建社66周年、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我们不由地再次追忆这位先贤、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褚辅成。
褚辅成先生出生于1873年。他出生时，中国刚刚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中走出来，这场运动的失败宣告了农民起义时代的终结。此后几十年，在中国无数人无数场强国梦的尝试中，他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可以说，褚辅成先生的经历几乎涵盖了百年前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与斗争。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恰逢中国政治制的变革，在中华民族面临外忧内患的危急时刻中，在民主思潮与封建势力漫长而不屈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了最前线。
褚辅成天资聪慧，22岁便进秀水县县学。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等影响，他原本将国富民强的希望寄于清廷改革中，但不久，戊戌变法失败、变法者被杀，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意仕途，从此踏上了追寻民主政治、肃清封建帝制的革命之路。
1904年，褚辅成31岁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孙中山先生结为深交。第二年，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入盟当年便奉命回国，推动革命。他在家乡嘉兴南湖之滨创办了南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同时，这里也是个地下革命活动的据点，不少革命志士都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
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第二年又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还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褚辅成先生出生于1873年。他出生时，中国刚刚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中走出来，这场运动的失败宣告了农民起义时代的终结。此后几十年，在中国无数人无数场强国梦的尝试中，他是见证者，也是亲历者。可以说，褚辅成先生的经历几乎涵盖了百年前的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也浓缩了整整一代人的理想与斗争。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恰逢中国政治制的变革，在中华民族面临外忧内患的危急时刻中，在民主思潮与封建势力漫长而不屈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了最前线。
褚辅成天资聪慧，22岁便进秀水县县学。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等影响，他原本将国富民强的希望寄于清廷改革中，但不久，戊戌变法失败、变法者被杀，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意仕途，从此踏上了追寻民主政治、肃清封建帝制的革命之路。
1904年，褚辅成31岁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孙中山先生结为深交。第二年，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入盟当年便奉命回国，推动革命。他在家乡嘉兴南湖之滨创办了南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同时，这里也是个地下革命活动的据点，不少革命志士都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
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第二年又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还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民主革命的先驱者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恰逢中国政治制的变革，在中华民族面临外忧内患的危急时刻中，在民主思潮与封建势力漫长而不屈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了最前线。
褚辅成天资聪慧，22岁便进秀水县县学。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等影响，他原本将国富民强的希望寄于清廷改革中，但不久，戊戌变法失败、变法者被杀，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意仕途，从此踏上了追寻民主政治、肃清封建帝制的革命之路。
1904年，褚辅成31岁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孙中山先生结为深交。第二年，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入盟当年便奉命回国，推动革命。他在家乡嘉兴南湖之滨创办了南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同时，这里也是个地下革命活动的据点，不少革命志士都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
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第二年又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还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恰逢中国政治制的变革，在中华民族面临外忧内患的危急时刻中，在民主思潮与封建势力漫长而不屈的斗争中，他始终站在了最前线。
褚辅成天资聪慧，22岁便进秀水县县学。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等影响，他原本将国富民强的希望寄于清廷改革中，但不久，戊戌变法失败、变法者被杀，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意仕途，从此踏上了追寻民主政治、肃清封建帝制的革命之路。
1904年，褚辅成31岁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孙中山先生结为深交。第二年，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入盟当年便奉命回国，推动革命。他在家乡嘉兴南湖之滨创办了南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同时，这里也是个地下革命活动的据点，不少革命志士都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
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第二年又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还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褚辅成天资聪慧，22岁便进秀水县县学。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等影响，他原本将国富民强的希望寄于清廷改革中，但不久，戊戌变法失败、变法者被杀，他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无意仕途，从此踏上了追寻民主政治、肃清封建帝制的革命之路。
1904年，褚辅成31岁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孙中山先生结为深交。第二年，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入盟当年便奉命回国，推动革命。他在家乡嘉兴南湖之滨创办了南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同时，这里也是个地下革命活动的据点，不少革命志士都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
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第二年又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还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1904年，褚辅成31岁留学日本学习法政，与孙中山先生结为深交。第二年，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时，褚辅成便是宣誓入盟的会员之一，入盟当年便奉命回国，推动革命。他在家乡嘉兴南湖之滨创办了南湖学堂，宣传革命思想，培养进步人才，同时，这里也是个地下革命活动的据点，不少革命志士都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
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第二年又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还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1905年冬，褚辅成受孙中山委派回国，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他在嘉兴南门西米棚下，创立南湖学堂并自任校长，第二年又协助王琬青女士创立开明女校，他任校董，开禾城女学先河。他还执教于嘉兴中学，后来此地也成为辛亥革命光复嘉兴革命党人的基地。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武昌起义爆发后不久，11月5日，杭州一带光复，建立了共和政制。在一个多月的革命过程中，褚辅成是浙江革命行动的主要组织者，发挥了骨干作用，起义的谋划、力量的组织、政权组织的制定、领导人选的推荐，无不毕尽其力。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而在保护革命果实、维护民主宪政方面，褚辅成先生同样竭尽全力、毫不让步。辛亥革命成功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先是打着民主的旗号建立独裁政府，继而公然当上皇帝，褚辅成先生始终被这名独裁者视为大敌。1913年4月26日，袁世凯与五国银行团订立善后大借款案，褚辅成领衔反对袁世凯，与吴景濂、吕复等三百余人联名宣布众议院对袁世凯违法借款签约决不承认，发出通电曰：“《民立报》转各报馆公鉴：五月五日众议院特开会议，对于五国银行团善后借款案多数否决，谓政府违法签约咨交本院查照备案，决不承认。计是日出席人数三百七十六人，赞成者二百二十九人，系大多数。特此奉闻。”5月7日，褚辅成紧接着出席了盐政讨论总会全体会员会议，会上公决，联名致国民、共和、民主、统一四政党一函，提出对盐政抵押借款补救方法，要求四党“鼎力维持，一致进行”。这件事遭到了袁世凯的极度怨恨，不久，褚辅成又带头弹劾袁世凯，更被视为眼中钉。这年8月，褚辅成先生遭袁世凯心腹拘押，直到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三年牢狱生涯对褚先生的理想没有造成丝毫影响。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把牢底坐穿”的信念反而成为一种悲壮的誓言，在每一个革命者的脸上雕刻出民族精神的烙痕。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统一战线的践行者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提到褚辅成先生，不能不提到历史上著名的“金九事件”。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1932年4月29日，日本侵略者借“天长节”给日本天皇过生日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召开“淞沪战争胜利祝捷大会”，对中国军民进行羞辱和挑衅。令侵略者没有料到的是，当日，韩国义士尹奉吉奋不顾身向会场投下炸弹，日本特务头子、侨民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贞次当场被炸死，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一则中弹片无数，不治而亡，另有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终身残废。这一事件严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人民无不拍手称快。事后，日寇对上海周边地区展开大肆抓捕行动，进行报复。这时，韩国临时政府主要负责人金九先生挺身而出，通过路透社发表声明，称此次虹口大爆炸系他主谋和策划，与他人无涉，并警告日军不得滥杀无辜。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日军被迫将无辜百姓释放，却对金九恨之入骨，日军悬赏60万大洋买他的人头，并派遣宪兵和特务组织到处搜捕金九。当时，包括金九先生在内的部分韩国临时政府成员正在上海，危急关头，时任上海抗日救援会会长的褚辅成先生冒着被日军逮捕、杀害的危险，将金九先生从上海紧急转移到自己的家乡嘉兴藏匿起来，同时得到救援的还有时任韩国临时政府国务委员李东宁等人。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起初金九先生被隐藏在嘉兴梅湾街76号，后来为了躲避日寇密探搜查，经常变换住处。有一段时间金九先生曾躲在褚辅成之子褚凤章夫人的娘家，装扮成来访友的广东客人，遇有好奇的人们询问，就说金九先生姓张，来自广东。因为金九先生不会说中国话，为了掩饰身份，他和一个淳朴忠厚划船妇假扮夫妻，白天在岸上活动，晚上住在船中，尽可能避免和别人接触。当时知道金九先生底细的只有褚辅成父子婆媳和寄子陈桐生夫妇等极少数人。在他们的掩护下，金九先生度过了最困难的日子。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在嘉兴隐匿期间，金九先生对以往数十年的韩国抗日独立运动的实践，进行了全面地回顾、深刻地思索，也从中国抗日斗争的活动中受益匪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金九先生进一步认识到韩国的各抗日党派、团体要团结起来，韩中两国人民要团结一致，统一对敌，才能打败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在嘉兴期间，金九先生卓有成效地领导着韩国流亡政府的工作，从事韩国各党派、团体的团结统一工作，组织青年到中国军事学校进行军训，与中国军队并肩打击日本侵略者。1935年10月底，金九先生在嘉兴南湖的一条船上主持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国务会议，成立了“大韩民国第十三届临时政府”。这次会议对于正处在低谷时期的朝鲜半岛反日独立运动具有极大的政治意义。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这件事应该说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典范之一，而褚辅成与金九两位前辈播下的中韩友谊之花，在半个世纪之后依然长盛不衰。从1989年始，金九之子、韩国空军总参谋长、交通部长、国会议员金信先生多次来华寻觅父辈生活、战斗过的地方，他曾感情深挚地说：“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能沿着褚辅成先生铺的路一直走下去，世世代代友好如一家！”为感谢褚辅成先生的帮助，韩国政府特别授予他韩国建国勋章。1997年，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市还和韩国江陵市正式缔结为友好城市，至今已有超过200家韩资企业在嘉兴落户，褚先生为祖国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中国共产党的坚定支持者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褚辅成先生从政四十年，其间一直积极呼吁着团结、抗日和民主。他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是共产党的友人，在国民党专政期间，他一方面反对国民党的独裁，另一方面坚定地支持着中国共产党。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其实，褚辅成先生与中国共产党颇有渊源。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陈独秀先生在广州期间，就与褚辅成有过密切交往。民国十年，两人又不约而同回到了上海。这也为日后中国共产党“一大”转移到褚先生的故乡嘉兴南湖开会留下伏笔。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在浙江主政的时候，因为与宣中华、潘枫涂等共产党人关系融洽、合作密切，1927年，褚辅成先生再遭牢狱之灾。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并开始“清党”，褚先生被指为共产党被捕，要执行枪决，后因查无实据，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终于获释。为了拉拢社会贤达，蒋介石事后亲自赔礼道歉，但褚辅成拒绝了道歉，拍案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为，指斥他完全篡改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言词之激烈，让当时在场者无不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抗战期间，褚辅成又为国共合作积极奔走，1941年初，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中共拒绝参加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褚辅成与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左舜生等出面积极斡旋。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1944年5月4日，褚先生和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与许德珩同任主席团主席，呼吁各方要民主、团结、抗战到底。此后，随着争取民主的斗争日趋尖锐，九三学社起到了极大作用。在国民党扩大内战、特务横行的时候，褚辅成通过九三学社发表了《纪念国际民主胜利周年宣言》、对时局的意见等，反对内战、提倡民主，发出了符合共产党政策和人民群众心声的呼喊。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1945年，抗日战争的烽烟尚未消散，国民党便开始谋划独裁专制，国民党“六大”决定召开由其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企图在四届一次参政会上强制通过许多具体办法，国共合作濒于破裂。王造时回忆说：“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褚辅成字慧僧）一人。”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6月2日，褚辅成、黄炎培、王云五、冷遹、章伯钧、傅斯年、左舜生等七位参政员致函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要求访问延安，共商国是。18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表示欢迎。7月1日，褚辅成等6位参政员在中共中央代表王若飞陪同下，到延安访问，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热烈欢迎。其时，褚辅成已是73岁高龄，长途跋涉十分辛苦，但一直勉力酬酢。黄炎培在《延安去》中说起：“七十三岁的高龄，为了心头的责任，褚先生说：‘走一遭算什么，这老命还得一拼’。”在延安的5天中，6位参政员与毛泽东、周恩来就有关国民代表大会和政治协商会议进行会谈，最后达成了《延安会谈纪要》。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正式会谈结束后，参政员们参观了延安市、延安大学、宝塔山等地，延安人民与边区政府的同心同德，以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社会风尚给褚辅成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延安归来后，褚先生谈起延安就会面露笑容，颇多赞许。他从延安带回整整一麻袋书，包括《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8月28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举行谈判，达成《双十协定》，褚辅成等还特地设宴招待三人。褚辅成等人的延安之行，使全国人民了解了共产党人的和平愿望，也扩大了中共的影响，为中国共产党提倡的建立统一战线立下大功。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遗憾地是，国内和平刚刚出现转机时，1946年，蒋介石便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治决议，发动了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1947年夏秋期间，高龄的褚辅成先生目睹国内形势的恶化和战局的扩大，特别是进步人士遭受迫害，他深为焦虑和不安。他在家里邀宴沈钧儒、王绍鏊等人交换意见。对比国共两党的方针政策，他们一致认为共产党有理、国民党专横，希望共同作最后的努力，缓和乱打人、乱捉人的逆流。不多日，民盟竟被国民政府宣布为非法组织，引起了褚先生的愤怒。但此时，褚老身体已经每况愈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1948年3月，褚辅成先生因病在上海去世，未能见到国家统一、新中国成立的盛景。他立志“生平不愿做大官，但要做大事”，在中华民族存亡续绝的严峻时刻，他做到了“志存报国、无敢间歇”，相信他是无憾的。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在遗嘱中，他给后人留下了期许，希望后人能至诚团结，共图国是，复兴中华，他说：“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暝矣。”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
褚辅成先生的一生，代表了那一代中国人的梦想。在他离世一年后，中国航迹终于离开乱流，走向正轨。新一轮的强国梦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