笪移今是九三学社的创始人之一，也是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主要领导人。1946年6月，他参与在上海创建九三学社分社，并积极参加了当时风起云涌的爱国民主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主持上海分社的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为爱国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参政议政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走上革命道路
早在二十年代，笪移今为追求真理，立志救国，走上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一二八”日寇先后侵华，对蒋介石曲意求和，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他在《警钟》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了无情的挞伐，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受尽苦难，仍斗争不止，出狱后流亡各地，继续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奔走呼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1938年8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派笪移今前往江西赣州，到蒋经国身边工作。笪移今通过友好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都是蒋经国的亲信)等关系，参与赣南地区宣传动员方面的工作，他是与黄道同志单线联系，按党的指示，负有特殊使命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在赣州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倾轧，加之黄道同志的不幸逝世，失去单线领导，笪移今才不得不离开赣州前往重庆。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四十年代初，笪移今到达重庆，一面在一所友人主持的中学(校长陈兼善，80年代从台湾回来定居，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教书，一面与在《新华日报》任职的友好潘梓年、石西民等同志取得联系，投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在新创刊的《民主》与《客观》两周刊上发表对国是的看法。同时结识了许德珩、褚辅成、潘菽、梁希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1944年夏，当投降派兴风作浪的时候，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主持了一次座谈会，在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发言后，笪移今立即站起来响应董老号召，坚决打击顽固派。次日，《新华日报》作了简要的报道。其间，笪移今还多次参加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举行的恳谈会、演讲会，广交朋友，互通信息。在抗日战争后期，每逢时局动荡或出现重大事件，笪移今总是向党内同志请教，也向许老汇报，听取意见，从而也认识了施复亮(民建创办人)、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以上均为九三创始人)等，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漫谈时事形势。1944年夏秋间，湘桂局势紧张，日寇节节进逼西南，12月桂林沦陷，川黔吃紧，人民忧心忡忡，许老、褚老在知心友人赞助下，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而努力，笪移今参加了座谈会。当时他只有30多岁，在成员中比较年轻，他接受了许老委托的任务，到处奔走，做了许多联络与事务工作，深得许老、褚老等前辈的赏识。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在复员后彼此取得紧密联系，政治上互相帮助，许、褚两老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为“九三学社”，以便回到各地继续举行座谈。
1946年2月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为委员，笪移今受许老之托，积极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提出八项基本主张，三点时局意见，笪移今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共16人)，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走上革命道路
早在二十年代，笪移今为追求真理，立志救国，走上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一二八”日寇先后侵华，对蒋介石曲意求和，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他在《警钟》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了无情的挞伐，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受尽苦难，仍斗争不止，出狱后流亡各地，继续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奔走呼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1938年8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派笪移今前往江西赣州，到蒋经国身边工作。笪移今通过友好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都是蒋经国的亲信)等关系，参与赣南地区宣传动员方面的工作，他是与黄道同志单线联系，按党的指示，负有特殊使命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在赣州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倾轧，加之黄道同志的不幸逝世，失去单线领导，笪移今才不得不离开赣州前往重庆。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四十年代初，笪移今到达重庆，一面在一所友人主持的中学(校长陈兼善，80年代从台湾回来定居，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教书，一面与在《新华日报》任职的友好潘梓年、石西民等同志取得联系，投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在新创刊的《民主》与《客观》两周刊上发表对国是的看法。同时结识了许德珩、褚辅成、潘菽、梁希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1944年夏，当投降派兴风作浪的时候，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主持了一次座谈会，在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发言后，笪移今立即站起来响应董老号召，坚决打击顽固派。次日，《新华日报》作了简要的报道。其间，笪移今还多次参加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举行的恳谈会、演讲会，广交朋友，互通信息。在抗日战争后期，每逢时局动荡或出现重大事件，笪移今总是向党内同志请教，也向许老汇报，听取意见，从而也认识了施复亮(民建创办人)、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以上均为九三创始人)等，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漫谈时事形势。1944年夏秋间，湘桂局势紧张，日寇节节进逼西南，12月桂林沦陷，川黔吃紧，人民忧心忡忡，许老、褚老在知心友人赞助下，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而努力，笪移今参加了座谈会。当时他只有30多岁，在成员中比较年轻，他接受了许老委托的任务，到处奔走，做了许多联络与事务工作，深得许老、褚老等前辈的赏识。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在复员后彼此取得紧密联系，政治上互相帮助，许、褚两老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为“九三学社”，以便回到各地继续举行座谈。
1946年2月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为委员，笪移今受许老之托，积极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提出八项基本主张，三点时局意见，笪移今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共16人)，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早在二十年代，笪移今为追求真理，立志救国，走上了革命道路，“九一八”、“一二八”日寇先后侵华，对蒋介石曲意求和，实行不抵抗的卖国政策，他在《警钟》等进步刊物上发表文章，作了无情的挞伐，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受尽苦难，仍斗争不止，出狱后流亡各地，继续为抗日救亡运动而奔走呼号。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1938年8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派笪移今前往江西赣州，到蒋经国身边工作。笪移今通过友好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都是蒋经国的亲信)等关系，参与赣南地区宣传动员方面的工作，他是与黄道同志单线联系，按党的指示，负有特殊使命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在赣州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倾轧，加之黄道同志的不幸逝世，失去单线领导，笪移今才不得不离开赣州前往重庆。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四十年代初，笪移今到达重庆，一面在一所友人主持的中学(校长陈兼善，80年代从台湾回来定居，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教书，一面与在《新华日报》任职的友好潘梓年、石西民等同志取得联系，投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在新创刊的《民主》与《客观》两周刊上发表对国是的看法。同时结识了许德珩、褚辅成、潘菽、梁希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1944年夏，当投降派兴风作浪的时候，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主持了一次座谈会，在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发言后，笪移今立即站起来响应董老号召，坚决打击顽固派。次日，《新华日报》作了简要的报道。其间，笪移今还多次参加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举行的恳谈会、演讲会，广交朋友，互通信息。在抗日战争后期，每逢时局动荡或出现重大事件，笪移今总是向党内同志请教，也向许老汇报，听取意见，从而也认识了施复亮(民建创办人)、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以上均为九三创始人)等，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漫谈时事形势。1944年夏秋间，湘桂局势紧张，日寇节节进逼西南，12月桂林沦陷，川黔吃紧，人民忧心忡忡，许老、褚老在知心友人赞助下，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而努力，笪移今参加了座谈会。当时他只有30多岁，在成员中比较年轻，他接受了许老委托的任务，到处奔走，做了许多联络与事务工作，深得许老、褚老等前辈的赏识。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在复员后彼此取得紧密联系，政治上互相帮助，许、褚两老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为“九三学社”，以便回到各地继续举行座谈。
1946年2月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为委员，笪移今受许老之托，积极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提出八项基本主张，三点时局意见，笪移今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共16人)，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国共进行第二次合作，1938年8月，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总理指示新四军江西办事处主任黄道同志派笪移今前往江西赣州，到蒋经国身边工作。笪移今通过友好黄中美、周百皆、高理文(都是蒋经国的亲信)等关系，参与赣南地区宣传动员方面的工作，他是与黄道同志单线联系，按党的指示，负有特殊使命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在赣州工作一段时间后，由于反动派掀起反共高潮和地方封建势力的倾轧，加之黄道同志的不幸逝世，失去单线领导，笪移今才不得不离开赣州前往重庆。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四十年代初，笪移今到达重庆，一面在一所友人主持的中学(校长陈兼善，80年代从台湾回来定居，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教书，一面与在《新华日报》任职的友好潘梓年、石西民等同志取得联系，投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在新创刊的《民主》与《客观》两周刊上发表对国是的看法。同时结识了许德珩、褚辅成、潘菽、梁希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1944年夏，当投降派兴风作浪的时候，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主持了一次座谈会，在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发言后，笪移今立即站起来响应董老号召，坚决打击顽固派。次日，《新华日报》作了简要的报道。其间，笪移今还多次参加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举行的恳谈会、演讲会，广交朋友，互通信息。在抗日战争后期，每逢时局动荡或出现重大事件，笪移今总是向党内同志请教，也向许老汇报，听取意见，从而也认识了施复亮(民建创办人)、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以上均为九三创始人)等，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漫谈时事形势。1944年夏秋间，湘桂局势紧张，日寇节节进逼西南，12月桂林沦陷，川黔吃紧，人民忧心忡忡，许老、褚老在知心友人赞助下，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而努力，笪移今参加了座谈会。当时他只有30多岁，在成员中比较年轻，他接受了许老委托的任务，到处奔走，做了许多联络与事务工作，深得许老、褚老等前辈的赏识。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在复员后彼此取得紧密联系，政治上互相帮助，许、褚两老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为“九三学社”，以便回到各地继续举行座谈。
1946年2月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为委员，笪移今受许老之托，积极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提出八项基本主张，三点时局意见，笪移今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共16人)，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四十年代初，笪移今到达重庆，一面在一所友人主持的中学(校长陈兼善，80年代从台湾回来定居，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教书，一面与在《新华日报》任职的友好潘梓年、石西民等同志取得联系，投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在新创刊的《民主》与《客观》两周刊上发表对国是的看法。同时结识了许德珩、褚辅成、潘菽、梁希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1944年夏，当投降派兴风作浪的时候，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主持了一次座谈会，在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发言后，笪移今立即站起来响应董老号召，坚决打击顽固派。次日，《新华日报》作了简要的报道。其间，笪移今还多次参加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举行的恳谈会、演讲会，广交朋友，互通信息。在抗日战争后期，每逢时局动荡或出现重大事件，笪移今总是向党内同志请教，也向许老汇报，听取意见，从而也认识了施复亮(民建创办人)、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以上均为九三创始人)等，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漫谈时事形势。1944年夏秋间，湘桂局势紧张，日寇节节进逼西南，12月桂林沦陷，川黔吃紧，人民忧心忡忡，许老、褚老在知心友人赞助下，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而努力，笪移今参加了座谈会。当时他只有30多岁，在成员中比较年轻，他接受了许老委托的任务，到处奔走，做了许多联络与事务工作，深得许老、褚老等前辈的赏识。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在复员后彼此取得紧密联系，政治上互相帮助，许、褚两老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为“九三学社”，以便回到各地继续举行座谈。
1946年2月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为委员，笪移今受许老之托，积极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提出八项基本主张，三点时局意见，笪移今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共16人)，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四十年代初，笪移今到达重庆，一面在一所友人主持的中学(校长陈兼善，80年代从台湾回来定居，加入九三学社，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教书，一面与在《新华日报》任职的友好潘梓年、石西民等同志取得联系，投入了爱国统一战线的工作，多次在新创刊的《民主》与《客观》两周刊上发表对国是的看法。同时结识了许德珩、褚辅成、潘菽、梁希等一批爱国进步人士。1944年夏，当投降派兴风作浪的时候，民盟领导人沈钧儒主持了一次座谈会，在中共代表董必武同志发言后，笪移今立即站起来响应董老号召，坚决打击顽固派。次日，《新华日报》作了简要的报道。其间，笪移今还多次参加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举行的恳谈会、演讲会，广交朋友，互通信息。在抗日战争后期，每逢时局动荡或出现重大事件，笪移今总是向党内同志请教，也向许老汇报，听取意见，从而也认识了施复亮(民建创办人)、税西恒、黄国璋、张西曼(以上均为九三创始人)等，他们志同道合，经常聚会漫谈时事形势。1944年夏秋间，湘桂局势紧张，日寇节节进逼西南，12月桂林沦陷，川黔吃紧，人民忧心忡忡，许老、褚老在知心友人赞助下，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就是九三学社的前身，主张发扬“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发展人民科学而努力，笪移今参加了座谈会。当时他只有30多岁，在成员中比较年轻，他接受了许老委托的任务，到处奔走，做了许多联络与事务工作，深得许老、褚老等前辈的赏识。1945年9月3日，为了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了在复员后彼此取得紧密联系，政治上互相帮助，许、褚两老建议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改组为“九三学社”，以便回到各地继续举行座谈。
1946年2月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为委员，笪移今受许老之托，积极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提出八项基本主张，三点时局意见，笪移今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共16人)，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46年2月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成立，公推许德珩、褚辅成、梁希等为委员，笪移今受许老之托，积极参与筹委会的工作。同年5月4日，在重庆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九三学社，发表宣言，提出八项基本主张，三点时局意见，笪移今在会上被选为理事(共16人)，成为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为建立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46年，蒋介石蓄意破坏《双十协定》和政协决议，放肆挑起内战，人民苦不堪言，因而停止内战，要求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上海的民主党派和各界人士公推马叙伦执笔，于1946年6月7日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以救危亡。在呼吁书上，笪移今和163位知名人士签了名，还组织各界代表赴南京请愿，要求停战，实现和平。笪移今在马叙伦的授意下，起草了《为和平请愿告上海市民书》。1946年6月23日，上海各界五万多群众齐集北站广场，举行欢送马叙伦等赴宁请愿团大会，笪移今参加了大会，并登车为马老等送行。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横遭特务暴徒殴打，马叙伦等多人受伤，惨案发生后，九三学社经笪移今起草对受难人员发电慰问。6月24日，马老等返回上海，笪移今和民进徐伯昕、民建勇龙桂等去龙华机场迎接。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46年3、4月后，褚辅成、孟宪章、吴藻溪等社中央理事相继自重庆回到上海。6月，许老来到上海，于6月12日亲自主持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成立。笪移今为理事兼秘书。自此以后，笪移今和九三学社同志联合各兄弟党派、各界爱国人士一起，积极参与争取民主、和平，反独裁，反内战的正义斗争。他利用合法的身份和各种场合，或撰写文章、或发表谈话，或参加各种公开的活动，阐释党的统战政策，口诛笔伐，抨击反动派的种种罪行。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47年7月，九三学社在沪同志举行座谈会，针对当时国内外形势，一致认为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敢于压制民主，扩大内战，主要是美国政府的支持，美国妄图在东亚扶植日本，建立反苏、反共的堡垒。因此，大家主张应以反美扶日作为九三学社今后的中心任务，发起《对日问题座谈会》，邀约进步友人，欢迎各党派、各阶层人士共同参加研究日本问题，并将座谈结果，随时公诸社会，扩大爱国影响。《对日问题座谈会》发表了多次声明或意见，公之于国内外，这一反美扶日运动的浪潮逐渐广泛深入到全国其他领域和广大学生中间，在当时的蒋管区，反美扶日成了号召各界进步人士的旗帜，成了团结民主战士的间接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式，成了独裁政权下反对买办地主统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斗争。笪移今自始至终参与了这一运动，并每次在意见书上签名。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48年秋冬以后，国民党在军事上节节溃败，政治上更趋反动，上海局势紧张，白色恐怖笼罩全市。2月25日下午，九三学社同志在社员王造时家里开会，共同研究政治形势和当前工作，散会后，笪移今去《观察》杂志社商议稿源问题，不料一进门就被特务盯上，他急中生智，佯装腹痛，去厕所把随身带着的九三学社会议的记录撕碎投入马桶抽掉。当晚笪移今被关押在警备大队，经友人多方营救，1949年1月始获保释。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出来后他没有被吓退，继续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而努力，从2月至4月，他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在《经济评论》、《中国建设》、《舆论》及《海涛》等进步刊物上不断发表评论，打击敌人，鼓动群众，奋起抗争，迎接上海解放。在4月22日解放大军渡江的一天，上海《大公报》发表了由巴金、周谷城、冯亦代、周予同等214位知识界爱国人士签名的《我们对于世界和平的意见》，笪移今也签了名。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建设新上海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49年6月15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委会在北平召开，许德珩同志参加了会议。笪移今和许德珩、黄国璋、潘菽、薛愚等五人具名向新政协筹委会提出九三学社工作报告。经会议一致通过，九三学社被列为新中国的民主党派之一，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发去快邮代电致贺。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同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举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正如笪移今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人民政府将遵照共同纲领在全国境内实施人民民主专政，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划时代的转变，是中国进入宏伟的崭新历史时期的序幕。我们应当将全国人民纳入各种组织里，克服中国散漫无组织的状况，用伟大的人民群众的集体力量，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上海解放后，笪移今和九三分社的同志学习了毛主席关于民主党派不仅仍有存在必要，而且有大量的工作要依靠民主党派做的指示，端正了对民主党派可有可无的认识。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1950年3月19日召开上海九三第四次社务会议，决定成立临时工作委员会(同年6月称理事会)，公推彭饬三、顾执中、吴藻溪、笪移今、洪铭声、卢于道、洪涛等七人为委员，笪移今为召集人。从此，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作为民主党派上海地方组织之一，参与国家政治事务，是本市各项建设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并且从7月起由政府拨出公款作为九三学社活动经费，而在此之前，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经费则是由个别同志承担的。在领到国家经费后，笪移今曾深有感慨地说：“领了公款办社，是党对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又感到是一种压力，加重了我们对革命事业的责任。如果我们不勤恳奋发搞好工作，那将有负于党对我们的希望和信任”。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的壮大，政治协商、民主监督任务的加重，分社临时工作委员会(理事会)已不适应客观要求，1951年2月18日，理事会举行会议，分社理事会改为上海分社委员会，推选卢于道为主任委员。3月4日委员会推举笪移今、顾执中为副主任委员。笪移今还兼秘书处处长。笪移今作为一个民主党派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前前后后达40多年。他在接受党的领导与党合作共事，发挥九三学社参政党的作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不论在九三社务中，还是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他都结合形势，针对国家大政方针，敢于发表个人的意见或建议，也乐于承担党分配的各项工作，而且不畏艰险，不怕苦累，认真完成。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在上世纪50年代初，上海分社只有近百位成员，分布在科研、高校等单位，组织还不够健全。他就向中共市委统战部请示，并与卢于道等同志深入到中科院、交大、复旦、同济、华师大等大学，汇报情况，争取党的支持和帮助。1956年，党提出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爱国统一战线进入新的阶段，各民主党派竞相发展组织，广招成员，九三学社分社也吸收了一批中青年骨干，但笪移今认为，发展组织还是要按党的政策，社的章程和社的传统，要吸收德才兼备、学有专长的科技文教界有代表性的同志，不能“放进篮子就是菜”地到处拉人入社。他主张注重质量，宁缺毋滥，要关心爱护社员政治上的进步和业务上的提高。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笪移今敢于直抒己见，不论是在人代会、政协会或中共市委、统战部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各界人士座谈会上，他往往针对时弊，坦诚相告，有时激动得面红耳赤，不能自已。1957年7月，毛主席到上海视察，并约见一些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笪移今也应邀前往，在会上，他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向毛主席吐露了对反右派斗争的看法。80年代，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在一次小组会上，就当时社会上反映强烈的不正之风和反腐倡廉等问题，他慷慨陈词，严厉批评了少数干部的堕落腐化，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中央电视台特地录下了他的简短发言和图像播发全国。事后，有人为他的发言叫好，也有人劝他不要锋芒太露。他坦然地说，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既然受到党的信任，就应当为党分忧，为百姓讲话，不能虚情假意，要说真话，对不正之风的鞭挞，那是题中之义，我不过说了几句大家要说的话罢了。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在自己的岗位工作上，笪移今也是十分重视接受党的领导和合作共事的。1949年10月，他接受华东高教部的委派，任上海法政学院政治教员，帮助院方把好政治关，还讲授中国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论，深受院方和学生的欢迎。次年5月，原院长因年老体弱辞去，党又推荐他出任院长。当时该院尚未建立党组织，一切都要靠他来主持。笪移今就经常向华东高教部请示汇报，自己以身作则，勤俭办校，在教学改革、人事安排及聘用教师等方面，都取得了党的同意和帮助。1952年夏季，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上海法政学院原有的几个系也分别并入复旦大学、财经学院及华东政法学院等几所高校。笪移今被安排到复旦大学任教授，在国际经济系主讲美国经济，他愉快地走上了新的岗位。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几十年来，笪移今在九三学社和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与党合作共事，信念坚定，矢志不渝。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解放前，在重庆、上海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笪移今总是千方百计地与党的领导取得联系，接受指示，一时找不到党，就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等电台的广播，从中听到党的声音，来开展必要的工作，同时把党的意图在社内、各民主党派、各界朋友中广泛传播，团结群众，统一认识，壮大爱国统一战线，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建国后，笪移今根据党的统战政策和民主党派的任务，特别是在“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提出之后，他十分重视社的自身建设，首先确定了向新社员进行政治思想教育，让每个社员能充分认识在党领导下，实行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的重大意义，了解九三学社的历史及其优良传统，并殷切希望每个成员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要主动争取单位党组织的领导，与群众打成一片，成为既崇学术又讲政治的九三社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笪移今意气风发，满怀激情。1982年5月，在党的鼓励下，他再次出任九三学社市委副主委。1983年，他学习了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二大的开幕词中提到的“各民主党派在民主革命时期同我们共同奋斗，在社会主义时期同我们一道前进，一道经受考验，在今后建设中，我们还要同所有的爱国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长期合作”一段话后，心潮澎湃，于是欣然命笔，写下了《九三学社的缘起和解放前在上海的斗争》回忆录。他在前言中说：“我们要以温故而知新的态度，更好地为实现三大任务作出新的贡献”。从这本回忆录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他本人的经历中，不难看出笪移今在党的领导下，作为一个长期负责九三学社工作的老同志是如何与党合作共事，努力把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付诸实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