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3月20日凌晨，百岁建筑大师陈植乘鹤西去。不久他的子女及孙辈向人们发出讣告：“遵先父遗愿，丧事从简，遗体已火化，谨告诸位长辈与亲朋好友，并感谢各位先父生前友好的热忱关怀与深情厚意。”陈植老人一生淡泊名利，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设计鲁迅墓和纪念馆时，就悟出“生不祝寿，死不追悼”的真谛，并且实践了这个诺言。
陈植先生是我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大师，在其70余年的建筑设计、教学生涯中，他以丰硕的成果、谦逊的为人、严谨的学风和对事业不倦的追求、对生活不竭的热情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同时,他也是一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位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九三学社老前辈。
百年风雨、百年沧桑、百年奋斗，这位世纪老人，以他睿智的双眼见证了世界和中国的变迁，更用他灵巧的双手绘制了祖国的日新月异。
跨海留洋报效国家
陈植，字直生，浙江省杭州人，1902年11月出生，年幼时深受父亲的影响，发奋学习，想走“以科学救国”的道路。凭着优异的成绩，陈植跨进了清华学堂的大门，1923年被录取为清华庚子赔款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
陈植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学习刻苦，废寝忘食，成绩十分优异，尤其是建筑设计科目。陈植反对一味模仿他人，勇于创新，深得他的导师毕克莱的赞许，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于1927年获得美国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在求学期间，他结识了1925年赴美留学的童隽，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1928年，陈植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美国人开设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未满一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张作甫组织了梁、林、陈、张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开业建筑师之一。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对外贸易方兴未艾，新的工厂和商贸机构与日俱增，银行、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等纷纷新建，上海正处于城市建设的兴盛阶段。一批批在西方留学的建筑师纷纷回国来到上海开业。陈植闻讯后，于1931年来到上海，与同窗好友赵深开设了“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学成归国的好友童隽得知后，也欣然加盟，1932年成立了由陈植、赵深、童隽合开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立志为中华盖楼，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当时上海是外国建筑师独霸天下的地方，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和洋行的建筑师几乎包揽了上海有影响的建筑项目设计，中国建筑师在洋人建筑师的包围中夹缝里求生。陈植与好友们不畏艰难，付出百倍的艰辛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设计作品在社会上声誉鹊起。1932年陈植和童隽一起设计了上海桓利银行大楼，建筑立面采取几何处理手法。1933年，陈植又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立面朴实无华，表现了“海派”建筑追求适用、实惠的特点。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工程曾由美国建筑师汤普森在1940年设计，工程已打桩，因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工程不得不停顿。战后工程复建时，该银行认为原设计不尽理想，便不惜工本邀请在苏浙财团享有盛誉的陈植来设计。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先生是我国第一代建筑设计大师，在其70余年的建筑设计、教学生涯中，他以丰硕的成果、谦逊的为人、严谨的学风和对事业不倦的追求、对生活不竭的热情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同时,他也是一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一位坚定地拥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九三学社老前辈。
百年风雨、百年沧桑、百年奋斗，这位世纪老人，以他睿智的双眼见证了世界和中国的变迁，更用他灵巧的双手绘制了祖国的日新月异。
跨海留洋报效国家
陈植，字直生，浙江省杭州人，1902年11月出生，年幼时深受父亲的影响，发奋学习，想走“以科学救国”的道路。凭着优异的成绩，陈植跨进了清华学堂的大门，1923年被录取为清华庚子赔款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
陈植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学习刻苦，废寝忘食，成绩十分优异，尤其是建筑设计科目。陈植反对一味模仿他人，勇于创新，深得他的导师毕克莱的赞许，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于1927年获得美国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在求学期间，他结识了1925年赴美留学的童隽，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1928年，陈植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美国人开设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未满一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张作甫组织了梁、林、陈、张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开业建筑师之一。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对外贸易方兴未艾，新的工厂和商贸机构与日俱增，银行、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等纷纷新建，上海正处于城市建设的兴盛阶段。一批批在西方留学的建筑师纷纷回国来到上海开业。陈植闻讯后，于1931年来到上海，与同窗好友赵深开设了“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学成归国的好友童隽得知后，也欣然加盟，1932年成立了由陈植、赵深、童隽合开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立志为中华盖楼，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当时上海是外国建筑师独霸天下的地方，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和洋行的建筑师几乎包揽了上海有影响的建筑项目设计，中国建筑师在洋人建筑师的包围中夹缝里求生。陈植与好友们不畏艰难，付出百倍的艰辛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设计作品在社会上声誉鹊起。1932年陈植和童隽一起设计了上海桓利银行大楼，建筑立面采取几何处理手法。1933年，陈植又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立面朴实无华，表现了“海派”建筑追求适用、实惠的特点。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工程曾由美国建筑师汤普森在1940年设计，工程已打桩，因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工程不得不停顿。战后工程复建时，该银行认为原设计不尽理想，便不惜工本邀请在苏浙财团享有盛誉的陈植来设计。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百年风雨、百年沧桑、百年奋斗，这位世纪老人，以他睿智的双眼见证了世界和中国的变迁，更用他灵巧的双手绘制了祖国的日新月异。
跨海留洋报效国家
陈植，字直生，浙江省杭州人，1902年11月出生，年幼时深受父亲的影响，发奋学习，想走“以科学救国”的道路。凭着优异的成绩，陈植跨进了清华学堂的大门，1923年被录取为清华庚子赔款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
陈植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学习刻苦，废寝忘食，成绩十分优异，尤其是建筑设计科目。陈植反对一味模仿他人，勇于创新，深得他的导师毕克莱的赞许，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于1927年获得美国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在求学期间，他结识了1925年赴美留学的童隽，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1928年，陈植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美国人开设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未满一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张作甫组织了梁、林、陈、张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开业建筑师之一。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对外贸易方兴未艾，新的工厂和商贸机构与日俱增，银行、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等纷纷新建，上海正处于城市建设的兴盛阶段。一批批在西方留学的建筑师纷纷回国来到上海开业。陈植闻讯后，于1931年来到上海，与同窗好友赵深开设了“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学成归国的好友童隽得知后，也欣然加盟，1932年成立了由陈植、赵深、童隽合开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立志为中华盖楼，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当时上海是外国建筑师独霸天下的地方，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和洋行的建筑师几乎包揽了上海有影响的建筑项目设计，中国建筑师在洋人建筑师的包围中夹缝里求生。陈植与好友们不畏艰难，付出百倍的艰辛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设计作品在社会上声誉鹊起。1932年陈植和童隽一起设计了上海桓利银行大楼，建筑立面采取几何处理手法。1933年，陈植又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立面朴实无华，表现了“海派”建筑追求适用、实惠的特点。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工程曾由美国建筑师汤普森在1940年设计，工程已打桩，因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工程不得不停顿。战后工程复建时，该银行认为原设计不尽理想，便不惜工本邀请在苏浙财团享有盛誉的陈植来设计。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跨海留洋报效国家
陈植，字直生，浙江省杭州人，1902年11月出生，年幼时深受父亲的影响，发奋学习，想走“以科学救国”的道路。凭着优异的成绩，陈植跨进了清华学堂的大门，1923年被录取为清华庚子赔款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
陈植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学习刻苦，废寝忘食，成绩十分优异，尤其是建筑设计科目。陈植反对一味模仿他人，勇于创新，深得他的导师毕克莱的赞许，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于1927年获得美国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在求学期间，他结识了1925年赴美留学的童隽，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1928年，陈植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美国人开设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未满一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张作甫组织了梁、林、陈、张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开业建筑师之一。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对外贸易方兴未艾，新的工厂和商贸机构与日俱增，银行、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等纷纷新建，上海正处于城市建设的兴盛阶段。一批批在西方留学的建筑师纷纷回国来到上海开业。陈植闻讯后，于1931年来到上海，与同窗好友赵深开设了“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学成归国的好友童隽得知后，也欣然加盟，1932年成立了由陈植、赵深、童隽合开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立志为中华盖楼，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当时上海是外国建筑师独霸天下的地方，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和洋行的建筑师几乎包揽了上海有影响的建筑项目设计，中国建筑师在洋人建筑师的包围中夹缝里求生。陈植与好友们不畏艰难，付出百倍的艰辛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设计作品在社会上声誉鹊起。1932年陈植和童隽一起设计了上海桓利银行大楼，建筑立面采取几何处理手法。1933年，陈植又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立面朴实无华，表现了“海派”建筑追求适用、实惠的特点。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工程曾由美国建筑师汤普森在1940年设计，工程已打桩，因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工程不得不停顿。战后工程复建时，该银行认为原设计不尽理想，便不惜工本邀请在苏浙财团享有盛誉的陈植来设计。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字直生，浙江省杭州人，1902年11月出生，年幼时深受父亲的影响，发奋学习，想走“以科学救国”的道路。凭着优异的成绩，陈植跨进了清华学堂的大门，1923年被录取为清华庚子赔款公派出国留学的学生。
陈植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学习刻苦，废寝忘食，成绩十分优异，尤其是建筑设计科目。陈植反对一味模仿他人，勇于创新，深得他的导师毕克莱的赞许，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于1927年获得美国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在求学期间，他结识了1925年赴美留学的童隽，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1928年，陈植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美国人开设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未满一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张作甫组织了梁、林、陈、张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开业建筑师之一。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对外贸易方兴未艾，新的工厂和商贸机构与日俱增，银行、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等纷纷新建，上海正处于城市建设的兴盛阶段。一批批在西方留学的建筑师纷纷回国来到上海开业。陈植闻讯后，于1931年来到上海，与同窗好友赵深开设了“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学成归国的好友童隽得知后，也欣然加盟，1932年成立了由陈植、赵深、童隽合开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立志为中华盖楼，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当时上海是外国建筑师独霸天下的地方，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和洋行的建筑师几乎包揽了上海有影响的建筑项目设计，中国建筑师在洋人建筑师的包围中夹缝里求生。陈植与好友们不畏艰难，付出百倍的艰辛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设计作品在社会上声誉鹊起。1932年陈植和童隽一起设计了上海桓利银行大楼，建筑立面采取几何处理手法。1933年，陈植又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立面朴实无华，表现了“海派”建筑追求适用、实惠的特点。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工程曾由美国建筑师汤普森在1940年设计，工程已打桩，因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工程不得不停顿。战后工程复建时，该银行认为原设计不尽理想，便不惜工本邀请在苏浙财团享有盛誉的陈植来设计。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远涉重洋，来到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他学习刻苦，废寝忘食，成绩十分优异，尤其是建筑设计科目。陈植反对一味模仿他人，勇于创新，深得他的导师毕克莱的赞许，并以出类拔萃的成绩于1927年获得美国柯浦纪念设计竞赛一等奖。在求学期间，他结识了1925年赴美留学的童隽，两人志同道合结为好友。1928年，陈植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获硕士学位，在美国人开设的设计事务所工作未满一年，他毅然回国，应梁思成、林徽因之邀，担任东北大学建筑系教授。在东北大学任教期间，他与梁思成、林徽因、张作甫组织了梁、林、陈、张建筑师事务所，成为中国最早的开业建筑师之一。这个时期上海的民族工业产值成倍增长，对外贸易方兴未艾，新的工厂和商贸机构与日俱增，银行、饭店、公寓和百货公司等纷纷新建，上海正处于城市建设的兴盛阶段。一批批在西方留学的建筑师纷纷回国来到上海开业。陈植闻讯后，于1931年来到上海，与同窗好友赵深开设了“赵深、陈植建筑师事务所”。学成归国的好友童隽得知后，也欣然加盟，1932年成立了由陈植、赵深、童隽合开的华盖建筑师事务所，三位血气方刚的青年建筑师聚集在一起，立志为中华盖楼，把祖国建设得更美好。
当时上海是外国建筑师独霸天下的地方，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和洋行的建筑师几乎包揽了上海有影响的建筑项目设计，中国建筑师在洋人建筑师的包围中夹缝里求生。陈植与好友们不畏艰难，付出百倍的艰辛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设计作品在社会上声誉鹊起。1932年陈植和童隽一起设计了上海桓利银行大楼，建筑立面采取几何处理手法。1933年，陈植又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立面朴实无华，表现了“海派”建筑追求适用、实惠的特点。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工程曾由美国建筑师汤普森在1940年设计，工程已打桩，因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工程不得不停顿。战后工程复建时，该银行认为原设计不尽理想，便不惜工本邀请在苏浙财团享有盛誉的陈植来设计。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当时上海是外国建筑师独霸天下的地方，公和洋行、马海洋行、德和洋行的建筑师几乎包揽了上海有影响的建筑项目设计，中国建筑师在洋人建筑师的包围中夹缝里求生。陈植与好友们不畏艰难，付出百倍的艰辛终于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设计作品在社会上声誉鹊起。1932年陈植和童隽一起设计了上海桓利银行大楼，建筑立面采取几何处理手法。1933年，陈植又设计了浙江兴业银行，立面朴实无华，表现了“海派”建筑追求适用、实惠的特点。浙江第一商业银行工程曾由美国建筑师汤普森在1940年设计，工程已打桩，因抗战期间兵荒马乱，工程不得不停顿。战后工程复建时，该银行认为原设计不尽理想，便不惜工本邀请在苏浙财团享有盛誉的陈植来设计。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最杰出的设计作品是他和赵深、童隽在1932年设计的大上海戏院。该戏院立面别出心裁地设计了8根玻璃空心砖柱，内装霓虹灯，夜晚远眺蓝光闪烁，美仑美奂，在当时引起了轰动。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1952年，陈植放弃了事务所的工作，参加国家企业工作，在华东建筑设计公司任总工程师。1953年至1960年他参加了北京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的工程设计。中苏友好大厦（今上海展览中心）是建国初期上海最大的民用建筑项目，陈植出任中方工程总工程师，与苏联专家一起，经过两年的辛勤劳动，使这座宫殿式样建筑完美地交付使用。上世纪60年代初建造的锦江小礼堂，是为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如期举行而在40余天时间内连夜赶工完成的。陈老以花甲之年的党外人士身份，受此重任，全身心地投入其中，日以继夜直至工程结束。锦江小礼堂是当时国内设计水平很高的公共建筑物，后来中美上海联合公报亦选此厅作为签字地点。他还领导了闵行一条街、张庙一条街工程设计，开创了闻名全国的建设卫星城镇的先河。此外，他还指导上海国际饭店礼堂、苏丹民主共和国友谊厅、上海国际海员俱乐部、上海华侨新村等工程的设计。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作为一名建筑师，陈植始终以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为己任，在番瓜弄拆迁时，他积极探索改造方案，有一次平面实在排不过来，有专家提出搞几套合用的算了，陈植却硬是不允，他坚持解决了平面的布局，做到了家家独用。20世纪70年代设计苏丹友谊厅时，他十分注重空调和厕所的设计，光厕所就改了三四遍，他一丝不苟，坚持“以人为本”。鉴于陈植在建筑界的业绩和贡献，1989年国家建设部授予他“中国工程设计大师”称号。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建筑大师桃李盈门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不仅是一位建筑大师，也是近代中国建筑教学的开创者之一。梁思成在东北大学开设建筑系后，1938年之江大学也开设了建筑系，陈植欣然应聘教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上海租界，之江大学被迫内迁，但尚有三个班级的建筑系学生须坚持留沪学习，校长李培恩离沪前决定将在沪教学的重任交给王华彬（时任建筑系主任）和陈植，在艰苦的环境下师生共患难，直至1944年三班学生全部毕业。1949年至1952年陈植兼任之江大学建筑系主任，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栋梁之材。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著名古建筑、园林专家陈从周先生早年曾在之江大学攻读，他后来常常提到陈植先生的教诲之恩。他说，最初钻研中国古建筑的术书——《清式营造则例》（梁思成著）就是从陈植老那里借来的，在钻研过程中古怪生僻的古建筑术语又都是陈植老一一解说的。1991年陈植90大寿时陈从周竟以传统礼法行跪拜大礼来向老师祝寿，陈植也用大礼回拜，两位老人对拜一时成为沪上建筑界的美谈。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是一位对后辈关爱备至、尽心呵护的慈祥老人。一次，一位晚辈完成了博士论文《上海百年建筑史》初稿，他既想尽快得到陈老的意见，又怕90高龄的陈老身体吃不消，当时陈老身体确实不太好，看书要借助放大镜。这位后辈带着诚惶诚恐的心情将书稿送至陈老家中，并千叮万嘱，请陈老一定慢慢看，别累坏了身子。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陈老就打来了电话，说他昨晚上一口气就看完了论文。陈老提到书稿中几处没搞清楚的史实细节，并给予极大的鼓励和褒奖，使这位后辈深受感动。陈植奖掖后进，诲人不倦，由此可见一斑。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热爱祖国赤胆忠心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在青少年时代就培养起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他出国留学是为了科学救国，他学成归国是为了报效祖国，他的事务所取名为“华盖”，寓意中国人要盖起自己的建筑。他有自己的理想、追求。陈植是秉性正直的爱国知识分子，抗日战争时期他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解放战争时期，他坚信共产党和人民解放事业必然会胜利。解放前夕，陈植的岳父时任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多次劝说陈植迁往海外，但是遭到陈植的拒绝。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与陈植的外祖母是至交，陈植父亲与司徒雷登认识后，两家常来常往。陈植尽管有这层关系，但是新中国即将诞生、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时，他相信共产党，留在祖国大陆。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上海解放前夕，正在台北糖业公司大楼施工现场的他，毅然从台北赶回上海，迎接上海解放。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热爱祖国，相信中国共产党能够治理和建设新中国。党和政府对这位爱国进步的知识分子十分信任，安排他担任许多重要的行政职务和社会职务。他历任上海市规划建筑管理局副局长、上海市基本建设委员会总工程师、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院长，还担任中国建筑学会第五届理事会理事长，当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四、五、六届代表，第六、七、八、九届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和名誉副主委。许多重大的工程如鲁迅先生墓地和鲁迅纪念馆、锦江饭店小礼堂等都指定由他负责设计。陈植说过：“在很多场合，我是唯一的党外人士，党把我看作自己人，我感到无限的光荣。”他把这化为激励自己的行动，1958年在突击建造锦江小礼堂时，他通宵达旦地工作。1961年他身体不好，组织上安排他到杭州疗养，但他心里还老惦记着正在建设的延安饭店工程，在疗养院里画设计详图。1962年，他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还写信对华侨新村工程提出许多宝贵意见。20世纪60年代初为了鼓舞士气，克服自然灾害造成的困难，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成立了百名工程师合唱团，由花甲之年的陈植任指挥，在大光明、上海音乐厅、文化广场等演唱《社会主义好》、《歌唱祖国》等革命歌曲。陈植豪情满怀，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20世纪70年代，在上海文化广场因失火而复建的现场设计中，虽然当时正值十年动乱，对陈老政治压力很大，但在设计组里，70岁高龄的陈植兢兢业业，他一边劳动一边亲手绘制设计图，对工程也敢于表述自己的见解。如当时对广场的绿化树种的选择，陈植再三提出应种四季常青的香樟树，并列举该树种对环境的好处。在当时的逆境中，陈植仍对建筑事业充满执着和敬业精神，真让人钦佩不已。1976年毛泽东同志逝世后，陈植以古稀之年，不辞辛劳，两次北上，与专家组一起，为毛主席纪念堂选址、搞总体规划和方案设计，他经常通宵达旦地赶做方案。他还和专家们一起完成了中国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方案设计任务。改革开放后，已是高龄的陈植退居二线当顾问，但是他对上海城市建设仍然十分关注。如上海新客站落成之后，他参观了总体规划模型，直言不讳地反对在南广场正前方拟建的两座封口大楼。此后，他多次打电话给倪天增副市长，坚持认为应将封口大楼改为绿化场地，以暴露车站南立面，扩大进出站旅客的视野，后因种种因素未能如愿，但经市府领导的协调，最后控制大楼高度不超过50米。又如西郊宾馆内的“睦如居”。设计为青瓦粉墙，江南民居造型，建成后曾接待过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等。陈植参观了“睦如居”后，就当面批评设计者，为何放弃内部设计，让一个不懂中国建筑的外商去设计内部装潢，简直是“穿了中装打领带”。为此，这位中国设计者深悔不已。陈植看到国际饭店等高层建筑上面乱搭建霓虹灯广告破坏建筑立面的情况，便提笔写信给当时主管城市建设的倪天增副市长，提出必须整顿建筑物上的广告。现在上海许多高层建筑户外广告经过清理整顿后，城市市容更为整洁、美观。这些城市新面貌，与陈植的指点是分不开的。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20世纪90年代，上海博物馆筹建新馆，陈植闻讯，喜之不尽，对新馆的建设关怀备至。在讨论新馆的设计思想时，陈老经反复斟酌，对新馆建筑设计从形式到内涵的整体上提出要“继承民族传统精华，突出地方固有风貌，反映技术先进内容，显示时代前进步伐”。因此，上博新馆的设计遵循了这些原则：外观上要典雅、庄重、大方，要体现出时代气息和文物博物馆的特色，符合城市总体规划要求，与环境协调，全方位、多视角、开放型、不雷同，具有个性，富有艺术性；在内部功能上，要设施先进，布局合理，工艺流程科学，能满足博物馆功能的需要。在请国内著名建筑师评审建筑设计方案时，陈植正在华东医院住院治疗，他坚持带病与大家一起商讨聘请评委的名单，并推荐了一些建筑界名人当评委。新馆建设过程中，他多次审视了建筑模型，提出了积极的建设性意见。新馆建成后，他兴致勃勃地坐着轮椅前去观赏了上博新馆建筑，从室外到室内，从底楼到四楼逐一参观，对新馆赞不绝口。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保护文物竭尽全力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作为一个建筑学家，陈植十分懂得文物建筑保护的重要性。上海外滩汇丰银行大楼建于1920年代，上世纪50年代，该大楼由政府接管，改为市政府办公大楼，其中大厅穹顶上有八幅非常精美的马赛克拼成的各国城市风貌画，出自世界艺术高手的杰作，直到“文革”后修缮时才被发现。这些精美的文物因被泥灰抹平而逃过了“破四旧”一劫。当报刊上披露这些时，都提及当时负责上海规划建筑管理的陈老，而他却淡然处之，并说“这么大的事，怎么可能由一个人说了算”，其人格之高尚，可见一斑。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他在兼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期间,调查和勘察了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的公共建筑、学校、教堂等近代优秀建筑80余处。无论是盛夏还是严冬，他都不辞辛劳，甚至攀登高楼进行现场勘察。1979年，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建立纪念馆，市文管会委托民用院设计。由陈植主持复原设计，他提出先勘察基础与结构，查阅有关档案，结果在屋基下发现过去一直不为人所知的暗沟，它会造成建筑的下沉，由于及时采取了补救措施，从而保证了该工程的修复质量。陈植发现一部分近代优秀建筑在使用中遭到破坏，于是，他在1987年12月8日纪念国务院公布上海市国家历史名城一周年的座谈会上，全文宣读了自己撰写的《保护上海近代建筑刻不容缓》的书面意见，引起了市有关领导的重视，他还会同各方面专家提出上海近代优秀建筑保护名单。市领导将调查近代建筑的任务交给市规划局，由市规划建筑设计院负责。经过调查，选择了一批重要的近代优秀建筑，经市政府审批，61个近代优秀建筑颁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上海许多大建筑和革命纪念建筑的修复，如中共一大会址、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馆、真如寺、松江方塔、天马山护珠塔、南翔寺砖塔、太平天国烈士墓、黄道婆墓等，陈植都亲自踏勘、指导、审阅图纸，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老骥伏枥无私奉献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20世纪80年代开展地方志修编工作，陈植不顾年迈之身，十分关心建筑志的修编工作。有的单位在编撰地方志或专志时涉及早期中国建筑师设计的建筑物，在查不到资料时就请教陈植，他从不推辞，而是不厌其烦地查阅资料。有的建筑师早已去世，家属又在海外，他就打越洋电话、写信去询问，使地方志材料更详细，更符合史实。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1991年已经88岁的陈植亲自写信给上海市建设系统地方志指导小组负责人。中国建筑学会秘书长来沪造访他家，他又推心置腹地谈了自己对修志的意见。杨廷宝等一批建筑界老前辈的相继谢世，更使陈植感到抢救建筑史料的紧迫性。1990年他向一位编辑写信叙述了近代建筑师活动的许多细节后，语重心长地说：“我行将‘就炉’，向我垂询，为时已不多，望多‘利用’。现在不抓，越来越失真，甚至谬传矣。”他表示：“我之所以如此急于编资料，目的只有一个，将我这个活见证所知的一切摘要留存。”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
陈植先生虽然永远地离我们而去，但他一生的业绩和风范将长留在人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