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改变了党和国家的命运，也改变了我家三代人的命运。
我父亲出身清贫，17岁中学毕业，虽然成绩优异，但因家里无钱供他继续升学，只能被迫外出谋生，从此走上教育岗位。后来靠自己艰苦奋斗、省吃俭用总算读完大学，继续任教。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为躲避战乱，虽然辗转各地，但从未离开过教师生涯。解放后来到上海，教书育人颇有建树，曾经多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教师。他在教育战线上辛勤耕耘了一辈子，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学生中很多人已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尉健行同志。
1958年反右运动时我父亲被打成了右派，虽未送外地劳动改造，但也被撤职降薪，调离教师岗位。上有老下有小，一家十几口人，就靠他每月50多元钱的工资供养，生活的艰辛可想而知。“文化大革命”中，父亲更是受尽了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种种折磨。有一次他在打扫厕所时，不幸从高处跌落，不省人事，第二天才被人发现送到新华医院。跟随监视的“工宣队员”还特地在病历卡正面写上了“五类分子，不予抢救”几个触目惊心的大字。幸好遇上了一位有良知的好医生，经过全力抢救，他终于在昏迷了五天五夜之后又顽强地醒了过来，可是从此留下了残疾，再也不能重上讲台了。他一生勤奋好学，酷爱读书，不讲究吃穿，就喜欢买书。在早年生活最艰难的时期，他曾想出让部分藏书给上海旧书店，店里的人也来看过几次，最终还是舍不得转让。没想到，“文化大革命”时，家中数千册藏书全部丧失殆尽。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开始系统地清理重大历史是非的拨乱反正，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平反冤假错案。1979年，同济大学党委正式发来公函，通知我父亲，右派系错划，应予改正，恢复原职原薪。学校补发了部分工资，获准他办理退休手续。束缚了他和我们子孙后代20多年的精神枷锁总算解除了。父亲在晚年总算过上了几年舒心的日子。他常在浙江老家、杭州和上海等地的各个子女家中走走，但也就是乘乘火车、汽车而已。
1955年，17岁的我高中毕业。虽然成绩名列前茅，但因家庭出身问题，没有资格被保送去留苏预备班，只能退而求其次，报考了当时有众多苏联专家执教的哈尔滨工业大学。不过比起父亲来我要幸运多了，读书的一切费用全部由国家负担。大学毕业后，虽然“黑五类子女”的帽子一直罩着我，但还是能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可是“文化大革命”一来，知识分子被打成了臭老九，我所在的设计科被解散，设计人员都下放到车间从事体力劳动，每天三班倒，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从“臭老九”变成了工人阶级的一员，科学技术变成了第一生产力，科技成果也得到了承认。1979年，我有幸被评上了“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批工程师，10多年来第一次加上了工资。1987年，我又被评上了高级工程师，工资连升数级，居然超过了我的父亲，还分配到一套二室一厅的高层公寓房。
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们知识分子大有用武之地。1985年，我从机电行业转入环境工程行业工作，10多年来，先后负责完成了多项国家级、市级和局级的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其中获得上海市优秀发明奖1项，上海市工程建设优秀标准奖1项，局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三等奖2项。退休后，我还被居住区的选民推举为徐汇区第十三届人大代表，代表人民行使国家权力，参与区内重大事项的审议和决策，在政府部门与人民群众之间进行双向沟通，生活过得充实又快乐。
我的女儿真有福气，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国开始进入国民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外资企业纷纷进入中国，国家急需大批懂得国际规则，掌握先进科学技术的人才。因此，不但用公费派遣大批优秀学生前往西方发达国家留学，而且也开放了自费出国留学。不论家庭出身，不管社会背景，只要托福成绩达到要求，被国外大学录取并获得签证，就可出国留学。女儿从市重点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复旦大学，大学毕业后不要铁饭碗，而去外资公司竞争上岗，过起了白领阶层的生活，她比我们这一代潇洒多了。女儿白天去公司上班挣钱，晚上又去托福班进修英语准备考试，天天忙得不亦乐乎。总算上天不负苦心人，在有了一定的积累后，她就辞去外资公司的高薪职务，去美国自费留学。美国纽约大学一毕业，她马上就被花旗集团相中，成为其员工。我们2000年到美国探亲时，去参观著名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竟然还凭她的工作证享受了家属优惠，每张价值13美元的门票全免。据说，这是因为花旗集团对博物馆有大量捐赠，这也算是他们的员工福利。
后来她离开了花旗集团，去了另一家收入更多的小公司工作，还受聘在布鲁克林大学兼职，生活过得十分繁忙，但很充实。我们去美国探亲的时候，她总要安排时间带着我们去各地旅游。
值此改革开放40周年来临之际，回顾我家三代人的不同境遇，不由得心潮起伏，感慨万端。如果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没有改革开放，像我们这样黑五类分子的子孙后代，做梦都想不到还能留学美国，还能多次出国旅游，过上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