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上海。

　　11路电车，从十六铺码头开始，到老西门，车票7分。

　　阳光灿烂，汽车在慢慢地晃动，街上人多，车内也很拥挤。挤在人堆里，内心是无比的愉悦，因为上大学了。

　　上海是我的中转站。

　　那年秋季的阳光似乎特别明媚，早秋有着略微的凉意，阳光恰到好处，令人惬意。拎着笨重的行李却感到身轻如燕，那是心在自由歌唱，每一个细胞都是快乐的。开始独立的十几岁少女，对未来充满了无数美丽梦想，思想如自由的飞鸟，展翅翱翔。

　　女大学生，多么诗意盎然的称谓！人们投来关爱的目光，温暖如秋阳。

　　1988年12月，合肥。

　　宽敞的教室里，我和我的学生们静听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裹着暖和的羽绒长袍，无言地望着落地长窗外面，鹅毛一样的雪花，静静地纷纷飘落，飘落——遥远的俄罗斯冬天，也一样飘着雪？在100多年前的某一个冬天，柴可夫斯基是否也曾这般凝望过窗外的雪花？

　　那是一段如歌的岁月，伴随着比我更年长的学生们，我开始了知识的重构。进了讲堂才明白，大学的学习原来仅仅只提供最基础的知识，真正到使用时还需要再积累，其难度更甚于单纯的学习——我的学生也是我的老师，他们使我明白，一个教师的责任和应该具备的能力。他们给我信心，也给我友谊，让远在他乡的游子拥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年轻的女大学教师，同样诗意盎然的称谓。然而，内心的责任是沉甸甸的。

　　1993年5月，上海。

　　古雅的上海音乐学院，城堡似的图书馆，爬满长春藤的音乐研究所，还有庭院幽深的音乐学系小楼——一个令我着迷的所在。我一面在书堆里寻找别样洞天，一面在雅马哈双排键电子琴上寻找生命的激情，在四肢的舞动中，我感到从未有过的激越与快感。

　　姿态优雅的日本演奏家斋藤英美先生披着银色长发，第二、三指间夹着玳瑁长烟嘴，望着我说：“好！要努力啊！努力！”我感到自己犹如被催眠一般，怀着不可遏止的激情，从早上7点，到晚上10点，一如他所期望的：努力！努力！

　　生命中最充实的一年，没有任何浪费，没有任何遗憾。然而最后，我义无反顾地走向音乐学，那才是我生命中最令我沉醉的乐园，尽管它沉默无语，然而却铭心刻骨……

　　1997年10月，美国。

　　宾夕法尼亚已经渐渐拉开了秋的序幕，树木的颜色开始出现深绿、褐红、金黄、银白等层次，抒情如诗。

　　这已经是离别的季节了。记得刚到美国，出机场后汽车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尽头，匹兹堡市中心灯火璀璨的摩天楼群蓦然出现在眼前。第一次在山上居高临下俯瞰着犹如另一个世界般的城市，我感觉到了心灵的震颤——如此地宏伟，如此地壮丽，就像贝多芬第九交响乐！

　　同样令我震颤的，还有每天早晨开门后清新的青草气息，大西洋城的蓝色海岸，纽约帝国大厦楼顶俯瞰的钢筋水泥丛林，还有令我彻底眩晕的尼亚加拉大瀑布。我恪守古训“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一口气旅行了17个州，然后，安静下来。

　　我在卡内基图书馆里依稀看到了我的博士论文方向，我的沈旋老师及时给予我支持与指点，于是，生活又在我面前翻开了新的一页——对先锋音乐家约翰·凯奇的研究。

　　女博士，第三种人。当时有人拿这个称谓调侃。对此，粲然一笑。

　　1999年12月，上海

　　我认识了一个德国人，沃尔夫冈·哈特曼。他个子矮小，须发皆白，像圣诞老人。他要在上海音乐学院讲课一个月，我是他的翻译。

　　从音乐学到音乐教育，内心挣扎了很久。哈特曼给了我很多的信心与快乐，他像一个孩子，笑称我的红色破自行车为“法拉利”；他借了另一辆破车，跟我在课余时间骑车逛马路。我们也在淮海路上一边散步一边讨论最新听过的音乐会。我猜他理解我内心的矛盾，也理解我需要入门指导，在给他翻译的过程中，我学到了奥尔夫教学法的精髓之所在，同时也感到教育的伟大藏于平凡之处。于是，我开始对这个专业产生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感动之情，也开始理解为何贺渌汀、江明惇两位院长都坚持要重新建立音乐教育系。

　　除了阳春白雪，我们还有社会责任。总要有人做这件事，尽管很难。

　　2000年8月，德国

　　慕尼黑真是一座不可思议的城市，屋顶的红瓦成片地延伸，天际线是隐隐的阿尔卑斯山脉。它古老，然而又清纯；沉厚，而又轻盈。

　　我们上课的地方在一个仙境般的湖心岛修道院里，嬷嬷们每天提供两餐。然而，不知何故，那年的八月天却寒冷彻骨，讲话也会冒白气。我们没有时间买衣服，只好叠穿三件T恤，跑步取暖。就这样，度过了那些艰难的日子。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整个奥尔夫学院的精髓课程体系，以及他们出神入化的授课风格——这就是为何，教学法是西方教育学科体系中最直指人心的部分，能够最先进入中国音乐教育领域。

　　有意思的是，当飞机降落在上海机场，我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惊奇地发现，这里跟慕尼黑的对比似乎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强烈，落差好像已经慢慢填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心平气和，进出国门之间，波澜不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