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我在整理信件时发现一封80年代初期王先生给我的来信。那封信是他对罗氏分子生物研究所的Ochoa和Horecker教授推荐他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回答。1980年，我去罗氏分子生物研究所作访问学者，在Horecker教授的实验室工作。一次，Horecker教授对我说，他和Ochoa教授都愿意推荐王应睐先生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希望王先生能够提供一份他本人的履历。Ochoa和Horecker教授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Ochoa还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可是王先生拒绝提供履历，他回了我一封信，收到信后，我告诉了Horecker教授，他要我在实验室里再打电话去，并说罗氏分子生物研究所有四位美国科学院院士，由他和Ochoa教授发起，另外两位一位是Udefriend，一位是Weissbach，他们一定也会支持的。王先生在电话中对我语重心长地说：“根俊，你不要以为这是给我个人的荣誉，这荣誉是给中国的。美国的科学院院士和其他国家的院士不同，美国的院士每年可以在《国家科学院院刊》上不需审稿地发表几篇文章。我现在已经不在第一线工作了，如果我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的外籍院士不能每年拿出几篇像样的文章在《国家科学院院刊》上发表，那是在给中国人丢脸。”我遇到推荐王先生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事情，并不止1980年这一次。1987年我到波士顿哈佛医学院做访问教授时，Vallee教授又一次提起这件事，我对Vallee教授说起了1980年的故事。随后Vallee教授在王先生访问哈佛医学院时当面又对先生提起此事，但是，王先生又一次拒绝提供履历。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生化所分离出来后，能够形成良好的学术风气、思想活跃、人才辈出，迅速成为320号大院里成绩突出的单位？这里面有诸多条件和因素：作为一所之长，他给生化所确立了一个个具有前沿性又有充分发展余地的研究方向。50年代，他把生化所的研究重点放在他非常熟悉、在国外已有所建树的维生素和国内有较好基础的营养研究上。生化所建所时，中国还没有生化系。萧规曹随，生化所这样的建制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大学生化系教学的内容和人才的培养。后来一段时间的生化发展，也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
    他身体力行地在生化所树立了一种求实而不务虚名的学风。遇事想到的不是个人荣誉，却是责任。“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他就是这样领导着生化所，他本人看上去平平淡淡，不露锋芒，在上海分院所属各所一起召开的大会上，他总是敬陪末座，默默无声，可是他的行为在无声地影响所内每一个人。类似谢绝推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事例，发生在王先生身上，太多太平常了，以至我也几乎忘记了。
    他惜才如金，不单爱护研究人员，对技术工人他也爱护有加，他更看重能力而不是学历。他曾对老朋友卢嘉锡教授说，生化所有一支很强的技术队伍，在国外对我们封锁，许多仪器都不卖给我们的时候，我们有很好的玻璃工、金加工的工人，只要我们能想到的他们都能做出来，对于损坏的仪器的零件，他们大都能加工出来，这样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他说这些技术工人非常可贵，对于好的技术工人，要我拿几个一般的研究人员来换，我也不肯。
    如今，先生离开我们6年了，回忆起往事，历历在目。重提王先生的往事，对照当前社会上科学界、教育界的一股不小的浊流，我想是有其教育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