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我考取中科院上海生物化学所的研究生。当我第一次踏进上海市岳阳路320号的大门时,就像进入了一座科学殿堂。这里集中了我国许多优秀的生物学家,他们作出了像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这样的令世人瞩目的工作。在这个大院的原生理生化所大楼三楼的一间办公室,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第一位导师邹承鲁先生。
    邹先生1951年回国后就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理生化所工作,在岳阳路320号大院开始了他在新中国的科研事业。在这里,他与他的同事和学生们发现了琥珀酸脱氢酶的辅基腺嘌呤二核苷酸与蛋白部分通过共价键结合,在呼吸链和其他酶系的一系列工作中奠定了我国酶学和呼吸链研究的基础。他参与发起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并和年轻的同事们成功地完成了胰岛素A、B链的拆合,确定了胰岛素全合成的路线，为中国科学家最早完成人工合成胰岛素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建立了阐明蛋白质必需基团化学修饰和活性丧失的定量关系的“邹氏公式”,创建了确定酶必需基团数的“邹氏作图法”,最早提出了酶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之间存在共性,可以用统一的动力学理论来处理。他系统地研究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可逆与不可逆抑制,提出了确定两种抑制中各种动力学常数的新方法,从而开创了酶催化动力学的一个新理论分支,并解决了传统方法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以上工作成果,邹承鲁先生获得了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和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些研究成果都是在上海岳阳路320号大院中完成的。他1970年调离了生化所,但仍一直关心、怀念着这里的同事、朋友、学生和这里的一草一木。
    我是邹承鲁先生在上海生化所的最后一个研究生,又是王应睐先生文化大革命后第一个研究生。我为我有这两位好老师而感到十分幸运。我与这两位生化界的老前辈都有着非常多的接触，其中感受最深的就是邹先生的320号大院情结。
    邹先生尊敬320号大院的前辈。在许多文章中邹先生都提到他去剑桥大学Kelin实验室就是王应睐先生推荐的。王应睐先生也多次与我谈起邹先生是优秀的科学家,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我靠边站了,我会想办法让他两边兼顾的，决不会同意他完全离开生化所的。”1992年王应睐先生85岁寿辰时,学生们编辑了《前进中的生物化学》表示祝贺，我们希望邹先生写《序》,信发出去一周就收到他写好的《序》,文章热情洋溢，其中概括了王应睐先生对中国生物化学事业的诸多贡献和高尚品德。王应睐先生八十五和九十岁寿辰时,邹先生都专程到上海来参加学术会议,做精彩的学术报告。只要邹先生来上海,不管多忙，每次都会到320号大院的三大宿舍上门拜访王应睐先生，每次我都在旁,从他们的谈话中,我感到邹先生对老一辈科学家的尊重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对帮助过他的人的念念不忘之情。
    邹承鲁先生想念在320号大院的同事们。曹天钦先生是他在剑桥大学的同学和在生化所多年的同事，曹先生患病后,长期卧床,这期间邹先生多次问候曹先生的病情。曹先生去世后，2000年，上海举行了第二届纪念曹天钦蛋白质研究国际研讨会，邹承鲁先生参加了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每次邹先生来上海前都告诉我他想见见320号大院的老先生，让我联系他们，约定在何处见面。2003年,他来上海时想见沈善炯先生，沈先生说他想去宾馆与邹先生见面,不料邹先生来后，沈先生患重感冒,沈先生担心会传染给邹先生，不能到宾馆看邹先生了。当我把沈先生的意思转告邹先生时,他毫不犹豫地说：“我去看他!”
    邹先生关心他在320号大院的学生，每次来上海都希望聚一聚，事先一个一个地点名、询问情况。我们学生也盼着能与先生谈谈。每一次，邹先生都决不耽搁约定好的聚会时间。记得有一次,全国生化与分子生物学会常务理事会在上海开会,由于讨论的事情多,开会时间比预期的长,到了中午11点30分,他起身向秘书长周筠梅说：“下午再继续开吧，学生们都约好了。”周筠梅事后告诉我：“那时,邹先生把与学生的聚会看得最重要了！”2001年,他的学生许根俊先生突发心脏病,住在中山医院。邹先生和他的夫人李林先生特地打电话到我家询问许先生的病情和可以联系到的他的电话号码。他的另一个学生李文杰先生在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邹先生经常想如何帮助他,为他做些事。邹先生对320号大院里学生的成长感到高兴,当我们研究组发表了好文章时,他会发来E-mail祝贺,鼓励我们要不断努力；当我2005年被增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时,他打来电话表示祝贺；当邹先生得知我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获得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时,他10月2日发来了用英文写给我的最后一封饱含祝贺和希望的E-mail。
    邹先生眷恋320号大院。2003年4月初,邹先生应邀参加上海交通大学校庆,为了再看看他工作过的地方,为了与320号大院里的老朋友和学生们再次见面,他特地提前两天到上海。见到学生们,他特别高兴。他在320号大院里走着,饶有兴趣地看着将要竖起生化细胞所新实验大楼的地方。他兴致勃勃地走进原生理生化所大楼,在他工作过的三楼走了一圈,指给大家看，这里以前是放高压电泳仪的地方,那里是放分光光度仪的地方。走到他工作过的办公室前,他高兴地要照张照片留念。就在那一次重回320号大院的时候，他严肃而郑重地向当时的所长李伯良提出，等他百年后,希望将他的一半骨灰撒在320号大院的一棵树下。
    如今，邹承鲁先生已驾鹤西去,我失去了一位尊敬的老师，中国失去了一位杰出的爱国生物化学家，但他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