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9月3日,首都各界代表万余人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大家就坐以后,大会主持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许德珩看了一下手表,三时二十八分,距大会开幕还有两分钟。他看了一下坐在他左侧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同志,又看了一下坐在他右边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同志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习仲勋同志,往事历历,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看到胡耀邦同志这位当年长征路上的共青团领导人和习仲勋同志这位陕北抗日根据地的开拓者,许德珩回忆起49年前他对到达陕北的毛泽东同志和红军所表达的一番敬意。1936年10月的一天,北平地下党负责人徐冰、张晓梅夫妇到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家作客。那段时间,徐冰同志以教授的身份在北平组织并领导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夫妇二人与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张申府、刘清扬夫妇,杨秀峰、孙文淑夫妇,程希孟、彭道真夫妇以及陈豹隐、马叙伦、潘怀素等教授经常聚会,商讨如何在北平各高等院校中开展抗日救亡运动。那天,徐冰、张晓梅夫妇在谈话中透露,刚刚到达陕北的红军因为物资匮乏、生活十分困难。许德珩、劳君展听到以后,心中十分不安,当即表示要买一些物品送给毛润之先生。徐冰同志说,要买就抓紧时间,最近有一辆卡车去延安,顺便把东西带去。劳君展遂与张晓梅女士一同到东安市场买了一些食品和日用品,请徐冰、张晓梅夫妇送到延安,交给毛润之先生。徐冰、张晓梅问,是否需要毛泽东同志写收条?许德珩、劳君展异口同声地说,送给毛润之先生的东西怎么能要收条?我们送礼物给毛润之先生是出于个人感情、出于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挽救民族危亡主张的赞同。几天后,毛泽东同志在收到许德珩、劳君展夫妇赠予的礼物之后写信致谢。他在信中说:“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迅速地进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从此,许德珩、劳君展夫妇更加坚定地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
看到彭真同志,当年北平的抗日烽火和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老高”的身影又出现在许德珩的眼前。1931年夏,许德珩、劳君展夫妇离开白色恐怖的上海,来到北平。许德珩到母校北京大学任教,劳君展在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许德珩刚刚走上母校的讲台,就发生了日本军占领中国东北的“九一八事变”。在中华民族危亡的关头,他毫不犹豫地投身于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斗争中。许德珩到北平的各个高校讲演,揭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宣传抗日救亡的思想,痛斥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发动同学们行动起来,加入抗日的行列。1932年12月13日,许德珩被当局逮捕。次日,《世界日报》报道:“昨日平当局接中央密令,饬即严捕共党负责分子,解京法办。当即由公安局遵照分别搜查捕拿。昨前两日内,将在本市某某学院教课之共党首要侯外庐、许德珩等及前湖北苏维埃省执委马哲民等逮捕,并于各该寓所搜得反动证件与书籍、会议记录甚众。闻即将遵令依法严惩,或解京法办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却被当局以“共党首要”为由逮捕,许德珩气愤地对反动当局说,爱国有罪,我愿坐穿牢底!爱国无罪,你们要向我赔罪!经蔡元培先生和宋庆龄女士以中国人权保障同盟的名义全力营救,当局被迫释放了许德珩。他出狱后致函蔡先生说:“诚以对外屈服,贪官污吏横行而欲使人民都俯首降心不讲话,则中国只有灭亡而已。先生长者,望以长者的地位,于此种非人道的举动及人民言论居处等自由力为保障,则中国虽亡或可以稍留一二分民气。”当局的非法逮捕不能阻止许德珩的抗日救国行动。出狱后,他加入了中国人权保障同盟,为国家的独立而呐喊,为人民的民主自由而呐喊。1935年夏,许德珩、劳君展夫妇与北平其他院校的进步教授阅读了中共中央《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他们深受鼓舞。大家在北平的各个大学里发动师生,开展抗日救国运动。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名大学生和中学生于汇集在新华门前,要求停止内战,要求抗日,要求言论、集会、结社和出版的自由,著名的一二九运动爆发了。许德珩、劳君展夫妇加入了北大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与学生们一起迎着军警的大刀、木棍和高压水龙头,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全面抗日,一往无前。随即,许德珩等以华北文化劳动者协会的名义发表宣言,指出:“为了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为了全国民众自动的救亡,北平全体的青年学生,已经起来作英勇的斗争了!他们这种救亡的悲壮运动,是光荣不是‘耻辱’,是全民族的呼声,不是少数的‘意气’!它正是对南京政府及华北无耻的官僚政客出卖华北之必然的回答!中华民族的危机已到了最后的阶段。更横暴的侵略,更残酷的屠杀,更巧妙的出卖,马上就要到来。我们如果不愿意坐以待亡,便应该起来斗争。自由与奴隶,中间并没有第三条路可走!”1936年初,许德珩与马叙伦、白鹏飞、黄松龄、张申府等发起成立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许德珩的言行为当局所不容,1936年6月,北京大学将许德珩、马叙伦和尚仲衣三位教授解聘。许德珩遂到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任教,继续利用讲台开展抗日救亡宣传。他对北平大学的同学们说:“以前说中国是次殖民地,现在要变成完全的殖民地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以“兵谏”的方式迫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北平文化教育界进步人士闻之欢呼雀跃。许德珩立即致电张、杨两位将军,要求将蒋介石就地正法。这时,徐冰同志邀请北平各高校的进步教授以聚餐的形式多次在许德珩家开会,由中共北方局负责人“老高”,即彭真同志给大家讲解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由反蒋抗日转为逼蒋抗日,再转为联蒋抗日的政策,使大家在思想上得到统一,保护了大家的抗日热情。从那时起,许德珩与彭真同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看到乌兰夫同志,许德珩回忆起1979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的情景。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到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许德珩走过了漫长的道路。在这六十年中,他因为采用唯物论的观点讲授社会学而多次被当局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由把他从大学里面清除出去;他因为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而被当局以“共党首要”为由逮捕;他利用国民参政会的讲台与共产党籍参政员周恩来、董必武和邓颖超等一起宣传抗日、反对内战,是当时最令蒋介石头痛的四位参政员之一。一些亲蒋介石的参政员讥笑他为“共产党的尾巴”。面对这些人的“赞誉”,许德珩回答说:你们说错了,我不是共产党的尾巴,我是共产党身上的一根毫毛。1946年,许德珩拒绝出席由国民党一党召开的国民大会。1948年3月29日,在北京大学民主广场,面对数千名来自北平和天津的学生与青年,许德珩教授说:“孙中山先生的‘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的主张,虽然是救中国的主张,可是谁去做呢?政权操在买办地主土豪劣绅所结合的官僚集团的手里,又有谁去实行呢?中国土地问题益加严重,中国人民愈加痛苦!”“中国无论哪一个政党,若不能合理地解决中国土地问题,把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看作剥削的对象,不管它有多么大的军事力量,不管它怎样地加紧压迫,它一定失败。” 1949年9月24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发言席上,九三学社首席代表许德珩激动地说:“各类不同的人物,都抱着扬弃旧中国,建立新中国的同一心情,很自由的,民主的,融融和和的,空前未有的团聚起来,也是空前未有的团结起来,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我们相信,有了这样巨大的空前未见的团结力量,我们能依照《共同纲领》,把新中国的基础建立起来!” 1961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之际,许德珩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入党申请。他在申请书中写道:“我不能再站在党的外面,而应该参加到组织里面来,受到更多的、更严格的教育,加速自我改造,把我晚年有限的时间,以至全部的生命,贡献给党,贡献给人民革命事业。”1979年,年近九十的许德珩表示,他从五十多年的切身经历中认识到,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他请求中共中央在他身后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79年3月24日,中共中央批准许德珩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邓颖超和乌兰夫同志。面对中国共产党党旗和乌兰夫同志,许德珩庄严地说,我能在垂暮之年由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感到无限光荣。我要永远为党工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死而后已。
看到出席今天大会的九三学社代表,许德珩回忆起1944年。当时,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难的时刻。日军对川、黔形成了包围之势,陪都重庆危在旦夕。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投降空气日渐浓厚,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惶惶不可终日。是这些文教界的知名人士积极地组织起来,为了争取民主,团结抗战,维护国家的独立而组建了九三学社。这些曾经遵从中国传统道德,不结党、不参政的知识分子为了中国的独立富强结成了政治同盟,又自愿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成为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创立者和践行者,成为积极参加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力量。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战争胜利的重要保证。中国的各民主党派就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影响下成长和发展起来的。今天,请民主党派领导人主持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召开的这个重要会议,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肯定和赞扬,是对于中国各民主党派在抗日战争中所做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赞扬,是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的肯定和赞扬。
手表的指针指向三点半,许德珩用他那带有江西省九江市口音的普通话宣布:“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大会开始,全体起立,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时刻,是中国各民主党派的伟大时刻,是中国人民的伟大时刻,是全世界热爱和平人民的伟大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