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堂叔荣宝岩(号独山，江苏无锡人，1901～1988年)逝世十周年。他是位九三学社社员，在医学界都称他是开创我国放射医学事业，并作出重大贡献的我国放射医学奠基人之一。他毕生从事医学教育，桃李遍天下，他是位热爱祖国的白衣战士，在这里我记述他在抗战期间的一些事迹。
荣独山1929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协和医院放射科工作，自住院医师升到讲师后，于1933年赴美国深造。1936年回国，结婚。婶母林飞卿教授是叔叔在协和的同学，九三学社社员，一级教授，亦是位医学专家，从事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的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工作，亦是桃李满天下。
独山叔1936年回国后，由他的老师林可胜教授引荐到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任医。林可胜(1898～1969)，英籍印尼裔，但祖籍中国福建，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的父亲林文庆先生是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独山叔随林可胜老师等一起在南京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开展对抗日战争伤员和平民的救护工作。林可胜任总队长，荣独山任救护总队部下设的医疗股主任，负责组织医疗队、医护队和救护队。每队配有医师、医士、护士和事务员、厨师等，共约二十人，分派到陆军医院、后方医院或临前线的兵站医院工作。
林可胜教授是在国内外颇享有声望的人士，得到各方尤其是国外的捐款、药物及医疗器材等。
救护工作辗转各地，从南京、徐州、汉口、长沙，最后到达贵阳，救护总队部曾赠送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械，并于1938年秋在长沙组成四个医疗队随带医疗器材派往延安，投入抗日工作。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深入侵犯，战区扩大，伤病员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队去各军医院协助医疗，已感力量不足。1938年底，在贵阳图云关成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可胜兼任所长，中将军衔；荣独山兼任该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授有上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荣独山1929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毕业后在协和医院放射科工作，自住院医师升到讲师后，于1933年赴美国深造。1936年回国，结婚。婶母林飞卿教授是叔叔在协和的同学，九三学社社员，一级教授，亦是位医学专家，从事微生物学及免疫学的教学、科研和师资培养工作，亦是桃李满天下。
独山叔1936年回国后，由他的老师林可胜教授引荐到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任医。林可胜(1898～1969)，英籍印尼裔，但祖籍中国福建，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的父亲林文庆先生是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独山叔随林可胜老师等一起在南京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开展对抗日战争伤员和平民的救护工作。林可胜任总队长，荣独山任救护总队部下设的医疗股主任，负责组织医疗队、医护队和救护队。每队配有医师、医士、护士和事务员、厨师等，共约二十人，分派到陆军医院、后方医院或临前线的兵站医院工作。
林可胜教授是在国内外颇享有声望的人士，得到各方尤其是国外的捐款、药物及医疗器材等。
救护工作辗转各地，从南京、徐州、汉口、长沙，最后到达贵阳，救护总队部曾赠送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械，并于1938年秋在长沙组成四个医疗队随带医疗器材派往延安，投入抗日工作。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深入侵犯，战区扩大，伤病员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队去各军医院协助医疗，已感力量不足。1938年底，在贵阳图云关成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可胜兼任所长，中将军衔；荣独山兼任该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授有上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独山叔1936年回国后，由他的老师林可胜教授引荐到南京中央大学医学院任教、任医。林可胜(1898～1969)，英籍印尼裔，但祖籍中国福建，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教授，他的父亲林文庆先生是厦门大学首任校长。
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独山叔随林可胜老师等一起在南京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开展对抗日战争伤员和平民的救护工作。林可胜任总队长，荣独山任救护总队部下设的医疗股主任，负责组织医疗队、医护队和救护队。每队配有医师、医士、护士和事务员、厨师等，共约二十人，分派到陆军医院、后方医院或临前线的兵站医院工作。
林可胜教授是在国内外颇享有声望的人士，得到各方尤其是国外的捐款、药物及医疗器材等。
救护工作辗转各地，从南京、徐州、汉口、长沙，最后到达贵阳，救护总队部曾赠送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械，并于1938年秋在长沙组成四个医疗队随带医疗器材派往延安，投入抗日工作。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深入侵犯，战区扩大，伤病员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队去各军医院协助医疗，已感力量不足。1938年底，在贵阳图云关成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可胜兼任所长，中将军衔；荣独山兼任该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授有上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翌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独山叔随林可胜老师等一起在南京参加中国红十字总会，建立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救护总队部，开展对抗日战争伤员和平民的救护工作。林可胜任总队长，荣独山任救护总队部下设的医疗股主任，负责组织医疗队、医护队和救护队。每队配有医师、医士、护士和事务员、厨师等，共约二十人，分派到陆军医院、后方医院或临前线的兵站医院工作。
林可胜教授是在国内外颇享有声望的人士，得到各方尤其是国外的捐款、药物及医疗器材等。
救护工作辗转各地，从南京、徐州、汉口、长沙，最后到达贵阳，救护总队部曾赠送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械，并于1938年秋在长沙组成四个医疗队随带医疗器材派往延安，投入抗日工作。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深入侵犯，战区扩大，伤病员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队去各军医院协助医疗，已感力量不足。1938年底，在贵阳图云关成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可胜兼任所长，中将军衔；荣独山兼任该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授有上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林可胜教授是在国内外颇享有声望的人士，得到各方尤其是国外的捐款、药物及医疗器材等。
救护工作辗转各地，从南京、徐州、汉口、长沙，最后到达贵阳，救护总队部曾赠送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械，并于1938年秋在长沙组成四个医疗队随带医疗器材派往延安，投入抗日工作。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深入侵犯，战区扩大，伤病员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队去各军医院协助医疗，已感力量不足。1938年底，在贵阳图云关成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可胜兼任所长，中将军衔；荣独山兼任该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授有上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救护工作辗转各地，从南京、徐州、汉口、长沙，最后到达贵阳，救护总队部曾赠送给新四军不少药品器械，并于1938年秋在长沙组成四个医疗队随带医疗器材派往延安，投入抗日工作。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深入侵犯，战区扩大，伤病员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队去各军医院协助医疗，已感力量不足。1938年底，在贵阳图云关成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可胜兼任所长，中将军衔；荣独山兼任该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授有上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随着日本侵略军的深入侵犯，战区扩大，伤病员增多。在这种情况下，单靠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部派队去各军医院协助医疗，已感力量不足。1938年底，在贵阳图云关成立国民党政府军政部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林可胜兼任所长，中将军衔；荣独山兼任该所放射学室主任教官，授有上校军衔，后晋升少将。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我在四川工作时，曾接触过好多位当年在贵阳图云关训练所，受教于我叔的医务人员，当今亦多是这门学科的著名学者、教授。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我婶母在抗战期间，亦作有贡献。1942年春，日寇在常德用鼠疫杆菌进行细菌战，林飞卿教授参与鼠疫杆菌的检定工作，充分验证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滔天罪行。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在贵阳的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与在安顺的军医大学合并，迁到上海，成立国防医学院。林可胜任院长，我叔婶又与林可胜教授一起工作，分别任放射科、细菌科主任，继续任教、从医。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1946年秋，我叔婶双双赴美国进修，学后放弃留在美国的优厚待遇，毅然回国，从事祖国的医学事业。在1948年，叔婶辞去国防医学院的任职，并于1949年一起进国立上海医学院任教。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
在缅怀荣独山教授逝世一周年之际，我谨撰此文扬我堂叔的爱国奉献、忠于教育事业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