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将庆祝辛亥革命八十周年，谨写此文以纪念先祖父褚辅成(慧僧)先生。祖父是浙江辛亥革命的元勋之一，以后又为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为夺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为争取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他不愧是一位爱国的政治活动家。
辅成公生于1873年5月27日(清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二)。二十二岁进秀水县县学(秀才)。当时嘉兴、秀水为两县，后合并为嘉兴县。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深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鼓吹变法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他目睹清政府腐败颟顸已无可救药，乃无意仕途，决心从事反清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褚辅成去日本，入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后转入法政大学，他与留日学生中的反清分子密切往来，十分投契，尤其同孙中山先生深结纳。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为宣誓入盟人之一。
浙江辛亥革命
浙江辛亥革命的早期成员，主要是浙东各地的会党与学界的有识之士。1904年前，各地会党及反清志士的活动并无统一之组织。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在绍兴、嵊县一带活动；陶成章在金华、处州一带活动；敖嘉熊在嘉兴联络一些会党人士；龚味生(宝铨)在日本东京筹划暗杀活动，等等，互不相属。1904年冬，龚味生回国至上海，与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清翰林，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为会长。光复会最初着重搞暗杀，成员仅数人。次年，蔡元培去欧洲游学，光复会活动主要由徐锡麟领导(后期的光复会于1910年在东京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同盟会成立，光复会首脑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味生等均加入同盟会；兹后大部分光复会成员亦均入同盟会。
褚辅成于加入同盟会的当年(1905年)即奉命回国推动革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积极筹备布置。秋瑾亦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初回国，旧历二月到嘉兴，经褚辅成介绍，在南浔镇（属嘉兴县辖)浔溪女学堂任教习；不久，秋瑾去上海办报，后回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秋瑾以后曾数次到嘉兴，都住在褚辅成家中，由我祖母沈氏殷勤招待。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嘉兴人)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1908年，陈独秀在该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辅成公生于1873年5月27日(清同治十二年五月初二)。二十二岁进秀水县县学(秀才)。当时嘉兴、秀水为两县，后合并为嘉兴县。中日甲午战争后，他深受康有为等“公车上书”鼓吹变法的影响；戊戌变法失败，他目睹清政府腐败颟顸已无可救药，乃无意仕途，决心从事反清革命，推翻封建帝制。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褚辅成去日本，入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后转入法政大学，他与留日学生中的反清分子密切往来，十分投契，尤其同孙中山先生深结纳。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为宣誓入盟人之一。
浙江辛亥革命
浙江辛亥革命的早期成员，主要是浙东各地的会党与学界的有识之士。1904年前，各地会党及反清志士的活动并无统一之组织。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在绍兴、嵊县一带活动；陶成章在金华、处州一带活动；敖嘉熊在嘉兴联络一些会党人士；龚味生(宝铨)在日本东京筹划暗杀活动，等等，互不相属。1904年冬，龚味生回国至上海，与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清翰林，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为会长。光复会最初着重搞暗杀，成员仅数人。次年，蔡元培去欧洲游学，光复会活动主要由徐锡麟领导(后期的光复会于1910年在东京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同盟会成立，光复会首脑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味生等均加入同盟会；兹后大部分光复会成员亦均入同盟会。
褚辅成于加入同盟会的当年(1905年)即奉命回国推动革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积极筹备布置。秋瑾亦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初回国，旧历二月到嘉兴，经褚辅成介绍，在南浔镇（属嘉兴县辖)浔溪女学堂任教习；不久，秋瑾去上海办报，后回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秋瑾以后曾数次到嘉兴，都住在褚辅成家中，由我祖母沈氏殷勤招待。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嘉兴人)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1908年，陈独秀在该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04年(清光绪三十年)，褚辅成去日本，入东洋大学高等警政科，后转入法政大学，他与留日学生中的反清分子密切往来，十分投契，尤其同孙中山先生深结纳。1905年7月，孙中山与黄兴等在东京创立同盟会，褚辅成为宣誓入盟人之一。
浙江辛亥革命
浙江辛亥革命的早期成员，主要是浙东各地的会党与学界的有识之士。1904年前，各地会党及反清志士的活动并无统一之组织。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在绍兴、嵊县一带活动；陶成章在金华、处州一带活动；敖嘉熊在嘉兴联络一些会党人士；龚味生(宝铨)在日本东京筹划暗杀活动，等等，互不相属。1904年冬，龚味生回国至上海，与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清翰林，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为会长。光复会最初着重搞暗杀，成员仅数人。次年，蔡元培去欧洲游学，光复会活动主要由徐锡麟领导(后期的光复会于1910年在东京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同盟会成立，光复会首脑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味生等均加入同盟会；兹后大部分光复会成员亦均入同盟会。
褚辅成于加入同盟会的当年(1905年)即奉命回国推动革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积极筹备布置。秋瑾亦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初回国，旧历二月到嘉兴，经褚辅成介绍，在南浔镇（属嘉兴县辖)浔溪女学堂任教习；不久，秋瑾去上海办报，后回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秋瑾以后曾数次到嘉兴，都住在褚辅成家中，由我祖母沈氏殷勤招待。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嘉兴人)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1908年，陈独秀在该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浙江辛亥革命
浙江辛亥革命的早期成员，主要是浙东各地的会党与学界的有识之士。1904年前，各地会党及反清志士的活动并无统一之组织。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在绍兴、嵊县一带活动；陶成章在金华、处州一带活动；敖嘉熊在嘉兴联络一些会党人士；龚味生(宝铨)在日本东京筹划暗杀活动，等等，互不相属。1904年冬，龚味生回国至上海，与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清翰林，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为会长。光复会最初着重搞暗杀，成员仅数人。次年，蔡元培去欧洲游学，光复会活动主要由徐锡麟领导(后期的光复会于1910年在东京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同盟会成立，光复会首脑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味生等均加入同盟会；兹后大部分光复会成员亦均入同盟会。
褚辅成于加入同盟会的当年(1905年)即奉命回国推动革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积极筹备布置。秋瑾亦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初回国，旧历二月到嘉兴，经褚辅成介绍，在南浔镇（属嘉兴县辖)浔溪女学堂任教习；不久，秋瑾去上海办报，后回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秋瑾以后曾数次到嘉兴，都住在褚辅成家中，由我祖母沈氏殷勤招待。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嘉兴人)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1908年，陈独秀在该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浙江辛亥革命的早期成员，主要是浙东各地的会党与学界的有识之士。1904年前，各地会党及反清志士的活动并无统一之组织。如徐锡麟、竺绍康、王金发在绍兴、嵊县一带活动；陶成章在金华、处州一带活动；敖嘉熊在嘉兴联络一些会党人士；龚味生(宝铨)在日本东京筹划暗杀活动，等等，互不相属。1904年冬，龚味生回国至上海，与陶成章、徐锡麟等组织光复会，推举蔡元培(清翰林，时任中国教育会会长)为会长。光复会最初着重搞暗杀，成员仅数人。次年，蔡元培去欧洲游学，光复会活动主要由徐锡麟领导(后期的光复会于1910年在东京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同盟会成立，光复会首脑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龚味生等均加入同盟会；兹后大部分光复会成员亦均入同盟会。
褚辅成于加入同盟会的当年(1905年)即奉命回国推动革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积极筹备布置。秋瑾亦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初回国，旧历二月到嘉兴，经褚辅成介绍，在南浔镇（属嘉兴县辖)浔溪女学堂任教习；不久，秋瑾去上海办报，后回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秋瑾以后曾数次到嘉兴，都住在褚辅成家中，由我祖母沈氏殷勤招待。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嘉兴人)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1908年，陈独秀在该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褚辅成于加入同盟会的当年(1905年)即奉命回国推动革命，担任同盟会浙江支部长，往来各地，结交各方志士，积极筹备布置。秋瑾亦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1906年初回国，旧历二月到嘉兴，经褚辅成介绍，在南浔镇（属嘉兴县辖)浔溪女学堂任教习；不久，秋瑾去上海办报，后回绍兴经徐锡麟介绍加入光复会。秋瑾以后曾数次到嘉兴，都住在褚辅成家中，由我祖母沈氏殷勤招待。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嘉兴人)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1908年，陈独秀在该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浙江革命活动的主要据点，除徐锡麟1905年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学堂外，尚有数处。一是敖嘉熊(嘉兴人)在嘉兴设立的温台处会馆，主要接待浙东各地的会党首领(敖于1908年被清廷暗杀)。一是杭州西湖白云庵，是光复会、同盟会革命党人经常密聚之地。再就是褚辅成、陶成章等在上海五马路口开设的天保客栈，是革命党人住宿和联络的处所。褚辅成1905年在嘉兴南湖之滨创办南湖学堂，一方面是为了启发民智，一方面也是为了便于掩护革命活动。不少革命志士曾在此地借视学为名进行筹划磋商，秋瑾曾来此活动并住宿。还有浙江陆军学堂也是通信联络机关之一。1908年，陈独秀在该学堂任地理、历史教员，曾“作革命檄文多篇，由周亚卫等分贴衙署，省垣官吏闻之悚然”。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秋瑾于1907年初接替徐锡麟主持大通学堂；姚勇忱为学堂总理，相与协助。光复会曾制订1907年皖浙同时武装起义的计划，企图以安庆为重点(由徐锡麟主持)，绍兴(由秋瑾主持)以及金华、处州等地同时发动，分道取江、浙、皖三省要地。丁未(1907年)旧历五月二十六日，徐锡麟如期在安庆刺死安徽巡抚恩铭，但联络新军的工作未妥，起义失败。绍兴方面则发生了事前泄密。徐、秋二烈士先后牺牲，浙江革命遭受挫折。次年，安徽新军中的革命党人熊成基(系陈独秀等发起的“岳王会”成员)继起发动新军起义，再次失败。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08年2月，褚辅成至杭州参加秘密安葬秋瑾，乘机与前来送葬之浙江同志聚商革命策略，议定此后革命运动宜注全力于军队方面，相机策动新军反正。这是浙江反清革命的重要转折。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浙江辛亥革命另一位重要策划人物是陈其美(英士)。陈是浙江湖州人，常住上海。他于1907年赴日，加入同盟会。1908年奉派回国，任同盟会上海支部长。从此，上海与浙江两地的革命党人密切往来，多方配合，共襄义举。杭州西湖白云庵成为两地党人的主要会商机关。据老人回忆，去该处最多的，上海方面有陈其美、戴传贤、黄郛(三人均系浙江人)；浙江方面有顾乃斌、褚辅成、童保暄。这一年(1908年)冬，慈禧、光绪接踵而亡。浙江革命党人以为时机已到，拟在上海召集浙江各府属代表商议起事。其中，褚辅成、蒋志新为嘉属代表；陈其美、姚勇忱、杨谱笙为湖属代表。会场即在天保客栈。因叛徒刘师培向两江总督端方告密，会议未能开成。金华代表张恭(龙华会首领)被租界包打听头子黄金荣捕去，褚辅成与周淡游改装易服逃脱。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09年，清廷于各省设咨议局，褚辅成当选为浙江咨议局议员，后又当选为资政院议员。褚辅成利用这一机构开展反清活动，副议长陈时夏、沈钧儒均参加了辛亥革命活动。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11年10月(旧历八月)，武昌起义成功。旧历八月二十一日，陈其美来杭州，谓武汉已有密电到沪，促各省响应。次日，陈其美约集顾乃斌、褚辅成、吕公望、朱瑞、黄元秀、吴思豫、俞炜、童保暄、傅孟等，在西湖白云庵密商。月底又在城隍山密议一次。为革命之顺利进行，褚辅成由朱瑞介绍，加入了光复会。旧历九月初，陈其美派黄郛、蒋介石来杭催促。浙江方面公推褚辅成去上海商请陈其美筹发军火、印信及经费，陈其美嘱其先回主持筹备事宜。所需各物后均由陈其美遣人分批送来，由褚辅成接收。浙江革命党人会商决定九月十五日发难，政治方面由褚辅成以及陈时夏、沈钧儒等负责，仿上海做法成立“机关部”，褚任机关部长(上海由陈其美任机关部长)；军事方面由童保暄、朱瑞、周承菼、顾乃斌等负责。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旧历九月十三日夜，上海已光复，浙江遂决定提前于十四日夜行动。一路由顾乃斌、吴思豫与敢死队蒋介石等，率众进城直扑巡抚衙门；一路由朱瑞、俞炜与敢死队王金发等进攻军械局；两标军队在城站会合后，包围驻防旗营，十五日晚攻下旗营。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11年11月5日(辛亥九月十五日)，杭州光复，成立浙江军政府，汤寿潜(在浙江保路运动中有声望，曾任浙江咨议局议长)被推为都督。都督以下，设立政事与军事两部：褚辅成任政事部部长，总揽民政、财政、交通、外交、教育、实业各部门；军事部由周承菼任浙江军总司令。沈钧儒时任警察局长(后任教育司长，1912年由褚辅成、顾乃斌介绍，加入同盟会)。马叙伦任都督府秘书。不久，成立浙江临时参议会，陶成章任主席。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革命政权创立，百废待兴。褚辅成在任期间，事务繁剧。省政权对清朝官吏“任其远逸，并不穷追暗缉”。巡抚增韫(满人)无大恶迹，予以“押解资送北返”(由陶成章带往上海，准予自由)。惟旗营协领贵林，初顽抗不从，后假意投降，仍隐匿两千多枝枪及部分弹药。报告褚辅成与陶成章后，褚下令缚贵林，面责其违约，当即会审处决。汤寿潜对此事颇不以为然。1912年(民国元年)1月，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成立民国临时政府，汤寿潜调任交通部总长，蒋百器(尊簋)继任浙江都督；褚辅成改任民政长。1913年，都督换了朱瑞。不久，褚辅成即被免职。免职的背景，一是褚辅成急于办省议会，在中央政府尚无统一规定前，即自定省议会法及选举法；二是褚厉行禁止鸦片贸易，触犯大英帝国利益，引起外交交涉。据史料：“先生制定禁烟办法，彻底实施，勒令全省土膏店，一律停闭；由沪运往赣、皖之烟土经过浙境，亦予扣留。于是英国驻杭总领事向军政府提出抗议，先生严词拒绝。最后一次，竟出恫吓之言；先生答称：英舰虽开入钱塘江，浙江禁烟决心，决不动摇。从此一般土商，不敢再借外力破坏烟禁，断绝死灰复燃之念。禁运禁售政策，获以完成，其后各省虽施行官膏办法，而浙省终未开禁。”北京政府外交部同浙省督军间往来电文，对褚辅成皆有责备之意。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反袁、北伐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12年8月，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褚辅成任参议。1913年春，膺选为第一届国会众议院议员，即离开浙江到北京。4月8日，民国首届国会开会。而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派人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舆论大哗。据《嘉兴当代人物志》：“先生民二(民国二年)任众议院议员，以革命巨子而置身议席，刚正不阿，议论纵横。反对大借款一案，尤为袁项城所忌惮”。褚辅成领衔弹劾袁世凯，成为袁复辟帝制的眼中钉。11月1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褚辅成束装南下，到安徽蚌埠，即遭袁的心腹、皖督倪嗣冲按袁电示拘押，系于安庆狱中。当时我父亲(祖父的长子凤章)才十七岁，徒劳奔走，心急如焚。祖父被关押三年，袁世凯死后才获释。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16年6月，褚辅成获释后，立即赴上海谒见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先生。黎元洪出任大总统后，恢复临时约法，续行召集国会，褚重返北京。1917年5月，褚辅成在国会反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6～7月间，张勋复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破坏约法，另组临时参议院，不再恢复国会。孙中山先生乘军舰南下广州。8月，褚辅成率沈钧儒等部分国会议员南下护法，褚被推选为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9月10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18年5月，孙中山先生辞大元帅职，褚辅成随孙中山先生离粤至沪。1919年，北京学生反军阀斗争高涨，“五·四”运动发生。10月，孙中山先生在上海宣布改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褚辅成时亦在沪。同年，褚辅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长途跋涉去云南动员唐继尧将军统率滇军参加北伐。1921年4月，褚辅成回广州，国会非常会议议决取消军政府，推举孙中山先生为非常大总统。1922年4月，孙中山先生领导第一次北伐。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北伐失败，孙中山先生离广州赴上海。褚辅成拟去老隆面劝陈炯明改变态度，行至汕头被陈炯明拒绝，只得折返上海。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23年10月，直系军阀曹锟贿选总统，褚辅成为拒贿议员之一。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24年1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实行国共合作。冯玉祥在北京发动政变，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直系军阀曹锟下台。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不幸病逝于北京。褚辅成与沈钧儒等在上海推动浙江自治，后又与蔡元培等筹划苏浙皖三省联省自治，以反对盘踞浙江、自称“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军司令”的皖系军阀孙传芳。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27年2月19日，北伐军攻克杭州。根据中央政治会议在国民革命军克复南昌后的决议，张人杰(静江)任浙江省政务委员会(临时省府)主席(实际未到职)，褚辅成代理主席，委员有周凤岐、沈钧儒(后任临时省府秘书长)等。当年4月，蒋介石即叛变革命，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宣布反共，派张人杰到杭州任浙江省政府主席，实行“清党”。共产党员、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代理主席宣中华立即惨遭杀害；褚辅成、沈钧儒二人被检举是“左派”、“共产党”，于4月14日同时被捕，囚禁在杭州留守营部七天。有史料称，褚几乎要被枪决。沈钧儒曾写有《楼居七日记》详述经过，其中称：“昨晚有告者云：“外间谓慧公(褚慧僧)私购军火，勾结兵队，本月初公(指沈钧儒)与慧公赴沪，并负有重大使命，将加张主席以不利，并谓于搜查党部时，在宣中华室内抽屉中得一函，有褚辅成等真左派字样，公等宜早自为计。’余为骇然，即力言慧僧决无此等举动，慧僧在初元(即民国初年)，有疑其为青帮首领者，久之始明，今又被疑为共党，未免可笑。”4月20日，褚、沈二人同被带到南京审问，一周后获释。从此以后，褚辅成、沈钧儒二人即被蒋介石目为异己，排斥在浙江省政权之外。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兴办教育与实业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26年夏，褚辅成在上海与章太炎、王宠惠、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等发起成立上海法科大学，章太炎任校长，褚辅成为校董事长。后董康、潘力山为正副校长。1927年10月，在“清党”中，潘力山被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暗杀在校门口，董亦辞职，一时无人敢接掌此校。褚、沈二人适为当权派所黜，仍不顾个人安危，乃毅然前往，褚以董事长兼校长，沈任教务长。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上海法科大学后改名上海法学院。褚辅成终其一生，始终担任院长职，长达二十一年。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内迁浙皖边境。后又在四川万县成立“上海法学院分院”，抗战胜利后改为辅成学院，当地还命名了辅成路、辅成坝以志纪念。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上海法学院二十多年来培养了不少法律人才。师生中诸如王造时、楚图南、潘大逵、朱学范、史良、沙千里等先生，后来都成为民主党派的著名人士。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除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外，褚辅成还致力于开发实业，建设家乡。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早在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褚辅成即在家乡与敖嘉熊、田毓甫等发起组织“竞争体育会”，提倡健身强国。1905年，创办南湖学堂。1906年国内掀起抵制美货运动，褚辅成“首先号召，奔走呼喊，废寝忘食，郡人目为疯子”。浙江省开办禁烟(鸦片)局，以嘉兴为最早。1907年成立嘉(兴)、秀(水)两县禁烟局，褚辅成任秀水总董。1910年，褚辅成曾开设一爿丝行，遂被推为嘉兴商会会长。1924年，又创办嘉兴禾丰造纸厂(即嘉兴民丰造纸厂的前身)。1927年以后，常住上海，领导“全浙公会”，致力团结浙人，奖兴工业，多有建树。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抗日活动一十三年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褚辅成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不自抗日战争始，早在抗日战争前。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31年“九·一八”事变，予褚辅成极大震动，使他看清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野心。次年，“一·二八”事变又接踵而来。褚辅成以一名“在野人士”之身，坚决地站到了抗日救亡前列。他“往来南北，组织抗日后援会”。据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的回忆：1934年2月，中共北满地区“东北人民革命军”军部组织以李延禄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到上海找党的“临时中央”请示方针。他们历尽艰险抵达上海，才知临时中央已于一年前迁往苏区。于是，李延禄来到上海的“抗日救国会办公处”。据李忆述：“听说我是从‘东北抗日救国军’来的，就由褚惠生(系慧僧之误)先生出面接谈。据他说，南京国民党正在热衷于打内战，媚外取宠，就连上海的抗日救国会也受到了压制，眼看要收摊子了。他告诉我：‘你们还是赶快回到东北去，不管是弹药还是军火，你们在这里找谁也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打日本来解决。’……总之，褚惠生先生给我们讲的印象是，上海人民大众的抗日热情极高，国内民心不死，抗日救国大有希望。尽管南京国民党在江西集中兵力向苏区‘围剿’，但却是违背民意的，违背民意的反动政权，注定是要失败的。听口气，褚惠生先生和我们一样，都相信国民党的‘五次围剿’尽管采取了堡垒政策，最后必定和前四次一样要失败的。后来，上海抗日救国会通过褚惠生先生又给我们送来二百元的路费补贴，这是上海爱国救亡团体对于我们的热情关切……”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再如，十九路军在蒋光鼐、蔡廷锴将军领导下，在“一·二八”淞沪抗战中，英勇抗击日寇侵略，取得辉煌胜利，但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终于撤退后，日军趾高气扬，借天长节名义在上海虹口公园阅兵祝捷，海军大将白川义则、驻华公使重光葵(后任外相)到会。以朝鲜抗日义士金九为首的朝鲜义勇队潜入公园内投掷炸弹，当场炸毙敌酋白川，重光葵炸断一条腿，另二名高级军官重伤。金九逃入上海法租界，日寇穷追不舍。褚辅成获悉此事后，即将金九先生隐藏在嘉兴、海盐两地，“凡三迁移”，长达四年。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37～1938年，日寇侵我东南，家乡沦陷。祖父“只身走浙东”，以组织民众，迎接抗战。在辛亥革命时期，他曾结识浙东许多的会党首领、光复会与同盟会会员、地方士绅，更由于他在辛亥革命、北伐前后的声望，因此，尽管他不是政府官员，不代表政府，但却很有号召力。他以缙云老友赵舒(明止)家为依托，在浙东各地“发动民军”，“训导乡人”，“宣传抗日救国”，奔走不遗余力，这一切都出于他自己的主动。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38年，国民参政会在武汉成立，这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产物。同年，参政会迁重庆，1948年在南京结束，历时十年，在中国现代史上是具有相当影响的重要政治事件。参政员中包括了全国各党各派以及社会各界的著名人士。参政会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积极作用。褚辅成是历届国民参政会代表浙江省的参政员，并自第一届第四次会议至第四届第二次会议均被选为参政会休会期间的驻会委员会委员。在各次会议上，他曾就改善征兵工作、实行乡级自治、改善各级行政机构、建立县以下各级民意机构、策动士绅捐输军粮、实行外贸国营、紧缩通货、平准物价、严禁鸦片、改善农田水利等等问题提出了不少议案。1939年被推选为“川康建设期成会”会员。1942年成立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褚辅成任滇黔区主任，常驻昆明，以七十岁的高龄往返各地，为大后方的建设不辞辛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褚辅成在担任参政员期间，最关心的问题是：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党派摩擦。1939年9月，重庆《新华日报》曾发表他的谈话，他强调指出：“目前最主要的是怎样加强各党各派的团结，开诚布公，避免一切摩擦。”1941年发生皖南事变，中共参政员拒绝出席参政会。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褚辅成、沈钧儒、张澜六参政员面见蒋介石，商讨解决办法，再同周恩来及中共参政员接洽商谈。1943年9月，参政会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开幕，褚辅成作为参政员代表在会上致词，再次强调了在抗日战争形势好转的情况下，国内更需要精诚团结。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共产党一贯的友人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祖父是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信徒。他一贯信奉党派民主政治与议会制度，主张各个党派间开展政治竞争。他虽然是国民党的元老，却始终一贯的是共产党的友人。祖父的一生，无论哪个时期，在他的全部政治活动以及平素言行中，都以“友党”对待中共，在政治纲领方面并有一定程度的认同。他敢于坚持提倡国共合作，敢于同共产党人士来往，而不顾国民党内反动势力的张狂。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褚辅成同陈独秀私交颇好。1921年9～10月间，陈独秀夫妇、包惠僧、杨明斋、柯庆施五人被法国巡捕房捕去。当天黄昏，褚辅成、邵力子二人去探望陈独秀，在陈寓也被坐探捕去。褚辅成当天获释后，即报告孙中山先生，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褚辅成、张继二人出面，将陈独秀保释。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北伐军光复杭州，成立国共合作的省政权时期，实际上主持省政的褚辅成，同共产党籍的委员合作得很好。据马叙伦回忆：“委员中除了那位年轻的共产党员和三位兼科的委员外，差不多没有话问，每件公事，经共产党两位委员许可就成了决议案”。当时，任命各县县长，只要共产党委员提出该人是土豪、是劣绅，即予否决”。无怪乎褚辅成被怀疑是共产党而被拘捕、免职。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5年祖父从延安归来，满面笑容地对我们谈起延安的观感，颇多赞许。他还说，他曾向中共领袖谈起，他的长孙(我大哥启元，当时名洪彬)就在新四军。他从延安带回重庆一麻袋书，其中有《论联合政府》、《整风文献》，还有许多普及农业生产教育的文化课本，还有一件延安自纺自织的粗毛线衣，后给了我弟弟，是中共送的纪念品。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6年夏，祖父同冯玉祥、李济深、谭平山、邹鲁等同乘“民联”轮由重庆返回上海。某次，一位客人来寓所同祖父大讲苏北土改如何残酷，祖父劝他不要相信谣传。1947年5月，上海学运高涨，市长吴国桢到我家来找我祖父商谈，祖父坚决反对镇压。5月9日，祖父甚至陪同学生代表、教师代表前往市政府请愿，积极保护广大爱国学生。这些都是我在场目睹耳闻的实例。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祖父同各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士关系密切，尤其同民主同盟人士的观点最接近。他同沈钧儒(衡山)是同乡、同事、至交，关系非常密切，我在上海寓所屡次见到衡老，他总是很亲切地同我们家人谈话。祖父同黄炎培、冷遹、章士钊、王造时、陈叔通等的来往也较多。1942～1945年，祖父在昆明担任国民参政会经济动员策进会和宪政期成会两个机构的“滇黔区主任”（王晓籁任副主任)。当时，他同民盟负责人楚图南、李公朴、潘光旦等常相往来。民盟中委周新民是秘密中共党员，他自1943年春天起，来昆明任祖父的秘书，也是我们昆明寓所的常客。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消息传到昆明，祖父兴奋过度，致大出鼻血。后来昆明各界组织庆祝游行，他仍策杖参加游行。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抗日战争后期，在重庆的一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经常以聚餐方式座谈时事，祖父访延归来也以上海法学院院长身份参与活动。1945年9月3日“胜利日”专门开了一次座谈会，会上公推褚辅成、许德珩等九人组成“九三学社”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推褚辅成、许德珩、税西恒等七人为常务理事。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和平绝望，含恨去世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6年11月，蒋介石违反政协决议，决意召开所谓“国民大会”，通过“宪法”。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褚辅成抵制这次会议，与谭平山、李济深、孟宪章致书国民党当局要求暂缓开国大，并在《大公报》上发表谈话，要求在各党派意见一致的前提下再开国大。临到开会前几天，大会秘书长专程到上海促驾。褚辅成怀着再次促进国共和谈的意图与会，但看到会议形势已无可挽回，遂中途退会，提前返回上海。12月31日，九三学社同民主促进会、民主建国会等十一个团体联合发表了《对一党宪法的联合声明》，表示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做法。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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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7年春，国民党政府关闭和谈大门，加紧了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压制和迫害。至10月28日，反动政府竟宣布民主同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祖父从国共和谈破裂以来，心神憔悴，身体很快衰弱下来，行动已相当困难。但是，只要有机会，他还是要讲他的话。据王造时回忆称“和谈濒临破裂，各方人士均灰心之时，仍坚持国共合作，逢会必讲，慷慨陈言者，唯慧老一人。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7年春夏，美国扶植日本的趋向渐露端倪。7月，褚辅成与笪移今、王造时、孟宪章等，发起成立“对日问题座谈会”，并于8月3日发表《我们关于对日问题的意见》，这成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开端。这也是祖父晚年最后的政治活动了。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7年夏，我正在上海、杭州两地考大学。8月间，我已在圣约翰大学注册，又接到清华大学录取通知，立即决定北上清华。9月间，临离上海的一天早晨，我去向祖父辞行。我走进祖父的卧室(兼书房)，他正在“站桩”练气功。他见我进去，练功停了下来。我说我要到北平去念大学了，特来向他辞行。说完，我对他行了一个鞠躬礼。他微笑着对我说：“好，好，明年暑假你就可以坐火车回来哩!”当时，东北争夺战形势逐渐明朗，人民解放军已取得四平战役的胜利，夏季攻势共歼国民党军八万余人，晋冀鲁豫野战军已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区，战局正在扭转。祖父对形势有透彻的了解。当时，火车津浦线已不通，我从上海坐船到秦皇岛，再坐火车到北平。祖父预计明年暑假，津浦线就可通车，比事实早了一年。祖父没有对我说别的话，只说了这句话，这句话深深地印刻在我脑子里。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1948年3月初，祖父不慎摔跌，血压激增，开始卧床治疗；20日勉强起床撰写遗嘱，29日清晨去世。他的遗嘱如下：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余早读儒书，志存报国，五十年来，无敢间息。所憾国家多故，外患迭乘，忠义仅存，涓埃无补。溯自满清末年，目击国势日蹙，只身东渡，联合同志，以期复国自强。辛亥民国成立，厕身议会有年，始终以法自持，以廉自励，以惠养民，以诚待友，嫉恶黜贪，无间亲仇。现当国事蜩螗，兆民涂炭，世界大势所趋，非真正民主，实施宪法，无以救国。所期爱国之士，至诚团结，共图国是，永奠邦基。余既以身许国，不事生计，尔辈深体余志，忠心为国，余目瞑矣。此嘱。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黄炎培先生当年曾写有悼诗《写褚慧僧先生(辅成)生平五首》，其中一句“祗知有国宁知党”，是对祖父极中肯、贴切的写照。祖父一生政治活动的实践，证明他是国民党内一位民主派的代表人物；在历次重要的历史关头，凡党派利益同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他都毫不犹豫地抛弃党派私利，维护国家民族的利益。黄任老同他共事多年，故深知他的为人。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褚辅成的逝世，伴随着一个历史时代的结束。坚持一党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政权理所当然地受到了人民的唾弃。我们兄弟姐妹同亿万人民一道选择了社会主义前途，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祖父离开人世仅一年，中国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东方大陆上诞生了!中国人民热火朝天地进行着社会主义建设，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
如今，又过去了四十个年头。新的历史条件提出了国共合作的再一次机会，海峡两岸的人民渴望着祖国的和平统一。此时此刻，不由得更加怀念毕生热心于国共合作的祖父，更加盼望祖父在九泉之下早日闻听祖国统一的佳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