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医学家苏德隆

　　事隔数载却记忆犹新，1985年4月3日下午一场突发车祸，夺去了一位著名科学家的生命，他就是我国杰出的公共卫生预防医学家，流行病学的奠基者之一，著名医学教育家，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一级教授苏德隆。次日，上海各报刊登了这次车祸，消息很快传遍江南大地，传遍他为之奋斗一生的血吸虫病流行区——而今稻谷飘香、六畜兴旺、人丁繁荣的鱼米之乡，人们无不为之惊愕、惋惜、悲伤、流泪，痛悼他的逝世!

　　苏德隆1906年生于南京一个城市贫民的家庭里，父亲是基督教堂受人差遣、无名无地位的勤杂工，终年辛苦劳累只换来微薄报酬，因长期在沉寂环境里工作，铸成秉性严肃、木讷寡言的性格，有“铁面孔”之雅称。他5岁时进私塾，8岁进小学，由于家境贫寒，在念完小学之后，父母便送他进一所连伙食费也减免的教会办的益智中学。他从小聪明机灵，学习努力，考试成绩名列众首。中学毕业后曾一度辍学，为父母分担生活重担，挑水做饭，甚或摆小摊做生意。在困苦不堪的生活环境中，他坚持自学完成了高中全部课程，于1927年考入上医预科。第一年只付了一个学期的学杂费，之后，学校因他学业优良，给予免费求学。1929年父亲病逝，只靠母亲劳动维持生计，生活更趋艰难。为了减轻母亲的过度操劳，他利用学习之余，结合专业进行文献翻译、照管图书馆及在假期中到临时时疫医院打杂工(时年霍乱大流行)，以挣些生活零用钿，维持学业，好不容易地坚持读完了漫长的8年医学课程。他在回忆这段历史时说：“在我读医本科二年级时，恰逢霍乱大流行，死人无数，我为了获得一些报酬，放弃暑假，在‘临时时疫医院’当助手。贫穷原来不是好事，却给我开始研究传染病流行病学的机会。”又说“对一个医学工作者来说，当在他学习过程中，贫困的处境，不一定是件坏事。”确实，贫穷使他早日走向社会，早日成熟起来。

　　1935年的夏天，苏德隆带着如释重负的喜悦心情，于国立上海医学院迎来盼望已久的毕业典礼。学院鉴于他的总成绩获第一，特授予他金质奖章一枚。毕业后留任助教，开始了他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医学教育和预防医学生涯。从那时起，虽因当时环境的变迁而短暂离开学校，可说始终是在学校生活、工作、科研，在为事业奋斗中了却一生的。

　　清贫的生活，使苏德隆对人民的疾苦更为体贴和同情。预防医学是不能仅仅待在实验室工作的，相反，广阔的城乡是一间无边无际的社会大实验室，他在事业上的成就特别与农村有着不解之缘，他来自人民又重新回到人民中去，这是他获得成就的奥秘之所在，他是一个出色的预防医学家。当助教不久，颜福庆院长应教育家陶行知和黄炎培之求派他到市郊农村建立卫生所(上海县颛桥)，他欣然前往，一边为农民治病，为赵家桥农村小学和俞塘民众教育馆的教师上课，培养卫生员(能给小学生体检和简易治疗)，一边作乡村居民卫生状况和儿童常见病的调查分析，当他一走进农村，很快发现8年的学习是很不够的，必须继续自己钻研，他将所得资料写成小册子，进行卫生宣传，并得到中华书局出版，还著有“上海郊区疟疾流行病学分布”等论文。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他转任难民收容所医师，后任防疫大队长，历时数载，辗转武汉、衡阳、长沙、重庆、贵阳、桂林等地，在难民和城乡居民中，进行天花、霍乱、伤寒、痢疾、疟疾等急性传染病及虱患的调查和防治，他在难民身上观察虱子的分布及其生活规律，进而研究消灭虱子的方法，创造相当有效的折叠式干热灭虱器。他观察人群中伤寒和天花的流行规律，发表了“天花的流行病学分析”等论文。

　　1941年卫生署聘苏德隆为贵阳卫生人员训练所教育主任，以培训战时卫生人员。他利用教学之余，研究水面撒布煤油致死蚊孑孓的机制。期间选送他赴印度孟买霍夫金斯细菌学研究所考察鼠疫。1943年他返回内迁重庆的国立上海医学院任副教授。1944年获洛氏基金会助学金和考取公费奖学金，同时得到赴美和赴英留学进修的机会。

　　在以往8年的防疫工作中，苏德隆的学识和经验与日俱增，奠定了此后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良好基础。他自己总结这段经历时说：“我对科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题材也愈来愈多，为了研究流行病学的需要，我如饥似渴地学习生物统计学和逻辑思维的方法。我爱从实际出发进行研究，目的在于解决问题，但我对理论研究也有浓厚的兴趣。”

　　1944年苏德隆远涉重洋来到美国霍布金斯大学卫生学院，进修卫生防疫学，他的导师是Maxcy教授和Reed博士。Maxcy认为流行病学研究的对象是疾病频率与分布，这一论点为以后诸多学者所下流行病学定义定了基调。1945年他获得该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在美国虽则短短一年时间，但对他的流行病学学术观点的形成有着巨大的影响。

　　1945年苏德隆自美国转赴英国牛津大学当研究生，导师是发明青霉素而获得诺贝尔奖的Flourey教授。Flourey原不想收留他，后在一起谈话中，当Flourey听到他关于煤油灭孑孓并非阻塞孑孓呼吸管之故的独特见解时，引起了Flourey的注意，决定让他攻读博士学位。他研究的课题是细菌产生抗生素的作用。为给实验医学打下牢固的基础，他深入地学习化学、微生物学、病理学及医学统计学。这一时期他几乎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学习和污水微生物产生抗生素的研究上。在Flourey的精心指导下，他发现了一种具有强力抗菌作用的抗生素。它是从微球菌Micrococcus中分得的，经Flourey命名为微球菌素(micrococcin)。苏德隆由此通过论文答辩，获哲学博士学位，于英国《实验病理学》杂志上发表“粪—污水中的抗生素产生菌”和“微球菌素”两文，路透社作为科学新闻向世界报道。他先后被吸收为英国皇家统计学会和微生物学会会员。Flourey挽留他在英国工作，他却遵守出国时的诺言，放弃优越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毅然返回祖国。

　　1948年，解放战争处于全面进攻和蒋家王朝覆灭之际，苏德隆就是在这种形势急骤动荡和解放的前夜踏上回国征途的，可见他的决心之大，报效人民的迫切心情了。他回到离别数载的母校，任微生物学科主任和教授。

　　1949年，上海获得解放，苏德隆目睹解放军席地而睡，军纪严明，秋毫无犯，心中的敬意油然而生。他以预防医学家特有的极其灵敏的感觉，发现驻沪部队中因战事和演习涉水而有急性血吸虫病流行，于是打报告给华东军区提出防治建议。在报告中他申述部队得病的经过，对患者健康和战斗力的影响以及防治的方法。12月24日，即上海解放仅半年的时间，宋时轮司令员召开会议，宣布成立血吸虫病防治委员会，委任他为副秘书长，组织上海、沪宁和沪杭沿线医务人员进行突击治疗，病员很快恢复了健康，重返前线。为表彰他的功绩，部队授予

　　他“名誉教育主任”光荣证书。回院后，他转任新成立的公共卫生科主任，开始投入了血吸虫病的研究。

　　我国南方广大农村河汊纵横，气候温暖湿润，是寄生虫病繁衍孳生的良好环境，特别是血吸虫病的重疫区。以公共卫生事业毕生为己任的苏德隆，义不容辞地下定决心，全力投入“一定要消灭血吸虫病”的行列中去。他离开学校的小实验室，来到更大的实验室——血吸虫病流行的现场，重又回到30年代座落于上海西郊的为农民治病的颛桥乡，调查水下钉螺的分布、研究灭螺及安全用水等试验。在有螺河沟岸边的柳影下伴有他的身影，他徘徊在河边、田边、沟边的小道上，锐利的目光搜寻着钉螺，观察它的习性，并不时地在小本本上记录各种符号和文字。在村舍逐一访问农户，了解患病和流行情况。他每一次下农村，都将收集到的原始资料和素材加以整理分析，找出有规律性的东西，撰写成有价值的科学论文。

　　50年代，正值壮年的苏德隆，处于一个科学家成熟的颠峰时期，他在血吸虫的研究上倾注了巨大的心血，也是他一生成果最集中的时期，他几乎不间断地、连续地完成了“血吸虫病感染方式与钉螺分布的调查”、“钉螺生态学与灭螺方法的研究”、“人类血吸虫卵杀灭方法”、“血吸虫感染的个体防护”等多项研究。他提出人尿灭卵法，试验表明粪尿混合发酵时会产生氨气，具有杀灭血吸虫和其他寄生虫虫卵的作用。这项研究促进了江南水网地区人粪无害化的实施。他研究光和温度对钉螺的影响，获知钉螺生活的最适温度为13℃，光线最适强度为3600勒克斯，这项生态学研究大大方便了查螺与灭螺工作。他筛选许多化学药剂，发现砷酸钙与亚砷酸钙有良好的灭螺作用。他发现茶子饼有防御血吸虫尾蚴侵入作用，有效地用于个体防护。他在全国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代表血吸虫病研究委员会预防组作了详尽的综合汇报。这些成果对消灭血吸虫病有指导意义和重大作用。

　　苏德隆神态严肃而却热情，作风细腻而却耿直，用词精练而却奔放，他具有一切真诚相待、实事求是的科学家的品德。1957年初夏的一天，毛主席来沪接见一批科学家，他直接向毛主席提出：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12年消灭血吸虫病是难以实现的。同时他向毛主席汇报了他的研究生从黄浦江中分离到伤寒菌，劝毛主席不要在江水中游泳。毛主席听后即取消了游泳的打算，上海市委才放下心来。

　　1958年，一个对党与人民有着重大贡献的科学家却遭到严厉的批判，苏德隆成了“拔白旗”运动的对象，他的最大罪状是“夸大狂”3个字，这是他在一份中央血防委员会文件上的有关消灭钉螺的段落旁用铅笔所加的批注。但事情的结果出乎意料地平静地过去了。他的老师、老院长颜福庆，可能出于对学生的理解和厚爱，避开一切政治纠葛，轻描淡写地只批评他“骄傲”，还一再称赞他聪明能干。风波平息了。运动结束后，领导是做不成了，他甘愿下乡，带领青年教师和学生一起查螺、灭螺，原来的研究计划被打乱了。

　　1961年，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来到上海检查工作，也查阅了苏德隆的档案，认为“此人耿直，应予甄别”。学校党委公开向他致歉，乃恢复他流行病学教研室主任和公共卫生系主任的职务，也继续任全国血吸虫病防治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这一年处在自然灾害年头的中国人民，又遇上副霍乱流行。他暂时中断血吸虫病的研究，转向副霍乱的研究。他带领青年教师和研究生奔向流行区，投入战斗。经过查访和现场观察，他很快掌握了此病经水传播的特点，尖锐地指出早春多次出现的散发病例，但并无从外传入的证据。继而从调查资料分析发现，发病率由沿海向远离地区递减，恰与地面水中氯化钠水平和pH值呈现等级相关。这就是他提出副霍乱地方性学说的依据，并认为副霍乱菌可能已在当地越冬和生根的假说。这一科学预见指导着副霍乱菌越冬和变异的研究。当时，他还认为副霍乱菌苗效果不确实，主导措施应以改善水源为主。

　　经历约20年的艰辛研究，终于在1978年在国内获得了证实，而国外发表类似的见解要迟一个多年代。这里要顺便提及的，在“左”的年代里，即苏德隆提出这一学说的时候，是冒着政治风险的，因为“霍乱地方性的观点”于50年代受到过严厉的批判。

　　60年代，塑料薄膜和兼有灭螺、灭尾蚴作用的氯硝柳胺相继问世，苏德隆的理智的头脑又如虎添翼。他试用薄膜覆盖有螺地面，借日光照射升高薄膜覆盖下的土表温度，以达到直接灭螺和加强化学灭螺效果，获得成功。他将氯硝柳胺溶于碱性溶剂，再浸渍布料，然后以适量的酸进行中和，使药物与布料牢固地结合，缝制成裤袜，用于个体防护。这种“防蚴衣”经泥磨、水冲无数次，室外悬挂数月，室内保藏多年，仍能防御血吸虫尾蚴的侵入，穿着防护衣可保证下疫水者不受感染，也不损坏棉布和化纤布的质量，上药一次维持数载，费用低廉，深受农民和水下操作工人的欢迎。

　　1963年，苏德隆根据多年来收集到的钉螺分布数据，运用统计学原理发表了理论性论文“钉螺的负二项分布”这一数学模型，说明钉螺的分布有聚集性的特征，其成因与土壤、水分、食物、交配有关。这一理论在全国流行区得到了证实，指导了消灭钉螺的研究。他是世界上首次全面阐明钉螺分布规律的学者。同年，他在长期实践和研究基础上，主编全国流行病学教材，系统地阐明他的流行病学观点，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流行病学下了更完整的定义，使流行病学赋予更广泛内容和发展前景。60年代这一巨著的出版，标志着我国流行病学发展史上的一块里程碑，不仅医学生有了一本好的教科书，也抵消了苏联的流行病学全部内容归结为“三环节、两因素”的消极影响。人们开始重视在流行病学中运用统计学的方法，并将流行病学的研究领域，从传染病扩大到非传染病。

　　1965年春天的某个早晨，大批的医务人员下乡。苏德隆率领的是一支负有特殊使命的队伍，目的地是青浦县血吸虫病重灾区朱家角镇。他和师生一起在驳岸和河埠及水上人家屋下的浅滩发现隐藏着大量钉螺。他现场作出决定，“毁其穴，灭其族”的灭螺措施，全镇老小动员起来，抽干河水，铲除滩涂，重整石岸，喷药灭螺。费时数月，钉螺和尾蚴密度急剧减少，趋于消灭，维持至今。这一成功是利用钉螺不能在光石上行动的特性，使其不能在镇河两岸生存。广西横县如法在河道两岸铺砌石砖壁，也收到预期灭螺效果。

　　1966年一场灾难又降临到苏德隆的身上，“文革”伊始，他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受审，大小批斗不断。当然，正常的研究工作无法进行了，但他是充实的、无辜的，他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的科学研究的价值，也深知自己的自身价值，他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和机会来完成未竟的事业，他的事业心和责任感远远比自己精神上受到的折磨更为重要，相比之下，受点委曲算得了什么呢!

　　“文革”期间，他依旧故我，出色地完成了两项科研，氯硝柳胺“防蚴笔”预防血吸虫尾蚴的研究和桑毛虫皮炎的研究，随后开始了肝癌流行病学的研究。在观察多种杀灭水中尾蚴的物理和化学方法后，选择氯硝柳胺制成“防蚴笔”，涂肤能阻止尾蚴钻入肌肤，有效时间达10小时以上，于吉林九合县现场试用2年，后于浙江、安徽及市郊多处现场试验，均获满意效果，深受农民的欢迎。为推广防蚴衣和防蚴笔，举办制作方法的培训班，湘、鄂、赣、皖等多湖水网地区的血防干部前来学习，返回后自制防蚴衣、笔供农民使用。防蚴笔获全国医学科学大会奖。来访外宾要求转让“防蚴笔”的发明权，以便制成商品出售。

　　1972年的夏天，上海突发急性皮炎流行，数十万人发病。苏德隆率领调查队奔赴现场，经过周密调查，发现全身着工作服的电焊工罹患率明显低于其他工种，风的速率与皮炎罹患率的高低有一定相关性，估计病原可能由空气传播。又对多种昆虫的调查中，发现桑毛虫的繁殖较常年有大量增加。经观察每条桑毛虫体，发现有使人发生皮炎的毒毛数以万计，脱落后随风飞扬。他与大家一起将毒毛放在自己身上试验，立即感到奇痒难忍。再次回到现场，获知疫点附近树上有桑毛虫寄生，而非疫点则无或很少；皮炎患者剧增的时间与桑毛虫大量出现的时间相符。经疫区灭虫，桑毛虫皮炎得到控制，发病率下降；在患者皮疹上找到了病原——桑毛虫毒毛。花时仅半个月，就证明桑毛虫为此次皮炎流行的病原，实为流行病学研究的一个范例。从此，“桑毛虫皮炎”这一名词载入了现代医学书籍。几年后，苏德隆赴英国剑桥大学讲学，宣读桑毛虫皮炎的论文，受到高度评价，英国流行病学社会医学杂志即将论文稿拿去发表了。

　　苏德隆的生命是与事业连在一起的。70年代初，当他闻知江苏启东地区肝癌发病率很高，年平均死亡率在50/10万以上时，年过花甲的他依旧精神矍铄，强烈的责任心驱使他步入新的征途。他跨过长江来到启东农村，访问病家，察看环境，以他一个老流行病学工作者锐利的目光，不放过一切疑点调查肝癌的病因。他骑着自行车在寒冬冰封的狭小泥路上艰难地前进，有一天他连蹿3个跟斗，一次差一点跌到了小河里。但再苦也难不倒他，一天又一天地穿村走庄，一家又一家地访问，缓慢地累积起一张张记录着他辛苦历程的调查表。他习惯以大量的数据来说话，从不夸张奢谈。通过流行病学特有的分析，他平静而激动地作出结论：启东农村肝癌高发与饮水有密切的关系，即与当地居民饮用不洁的沟水有关，他建议凿井，改用井水食用。这一合理的建议得到地区政府的采纳，也得到广大农民的响应。1973年起，全县先后打凿13万余口井。80多口深井，人们的饮水质量有了显著的改善。肝癌的发病率在相持几年后，一个喜讯奇迹般地降临到这片土地上，1978年起肝癌发病趋势开始下降，至80年代初连年显著下降。恰恰相反，一个与启东县毗邻没有管水的邻县，肝癌死亡率不仅未见减少反有所增加。这一事实，证实了苏德隆学说的正确性。

　　1976年“文革”以打倒四人帮而告终，这在某种意义上说对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获得第二次解放。党的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政策使在重压下的苏德隆激动不已。他意气风发地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当他听到自己从事的事业所取得的成果受到大会的充分肯定和获得表彰时，眼泪模糊了这位70有余的老科学家的心。当他擦去泪水，眼前是一片光彩夺目的世界，春天来了，科学的春天来了!忆牛棚不堪回首，看今朝前途如锦!他本能地感到，时间的流逝使自己的脸容苍老了，但想到毕生从事的未竟事业，这与老又有什么相干呢?他决心投入新的研究中去!

　　他的行动是他的决心的最好证明!苏德隆像一位出色的运动员那样，在接近终点时，作一次最后的冲刺!

　　80年代伊始，苏德隆-Warran博士开展血吸虫病防治策略的研究。这是一次有关中国甚至世界千万人健康的研究，Warran这位洛氏基金会的负责人、美国研究血吸虫病的权威，与中国的权威结合起来，在安徽的贵池设立了研究点，一个主张中国式的以灭螺为主的防治相结合，一个主张西方式的单纯特效药的治疗。两种策略在具备相似地理条件的毗邻村落中进行。人们年复一年地辛勤工作着，密切注视着记录下来的一连串数字，时间终于到了1984年，争论终于有了明确无误的结论：单纯治疗不加预防的村落群体的感染率虽有缓慢下降趋势，但有急性血吸虫病患者出现，钉螺和钉螺感染率仍处于原来水平；防治兼施，坚持灭螺的村落，群体感染率和钉螺密度急剧下降连续两年未查到被感染的钉螺。这是数字的力量，科学的力量!以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策略终于获胜，两位科学家都得到了满足!

　　这就是苏德隆的最后冲刺!成绩卓著的举世瞩目的一块丰碑!

　　苏德隆生前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副主委医学院副院长、卫

　　生学和流行病学等几个学会的主任委员、顾问、几家刊物的委员、顾问，最可慰藉于他的是1980年的春天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来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