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著名神经解剖学家、九三学社创始人之一、九三学社市委原主委卢于道不幸病逝，而此时改革开放全面展开，民主党派工作逐渐恢复，多党合作事业正蒸蒸日上，他的逝世，不仅是九三学社的一大损失，也是党的统战事业的一大损失。他在临终前所写的《党指引我走向光明》一文中说：“回顾我所走过的历程，深深感谢共产党指引我从黑暗中走向光明。深深地体会到，共产党是重视科学和科学工作者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科学工作者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有用武之地，才能把自己的科学技术知识真正为人民造福。”卢于道一生都怀着对祖国对人民的赤胆忠心，在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同时，还努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振兴贡献一份力量。
为民族的解放百折不挠
1949年10月1日，对全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对于卢于道来说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他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回顾中国革命艰辛的历程，卢于道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卢于道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同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取浙江省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1930年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英文稿，曾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发表，该文经导师的推荐，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两万美元奖金，赴欧洲参观后回国。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主讲《解剖学》，并撰写出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中文教材。翌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当时国外有些学者提出“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种人，更接近猿猴”等谬论。他非常气愤，毅然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并以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英文专论（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针对这种诬蔑中国人的谬论进行严正的驳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到贵州，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
回国之初，卢于道本以为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终日埋头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是事与愿违，眼看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停，民不聊生，灾难深重。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1944年，他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约他到《新华日报》社会见的通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华日报》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人就因为去《新华日报》社而遭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那里。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主要谈了许多关于延安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并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在谈到他妹妹去延安时的情景时说，“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44年底，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为民族的解放百折不挠
1949年10月1日，对全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对于卢于道来说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他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回顾中国革命艰辛的历程，卢于道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卢于道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同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取浙江省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1930年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英文稿，曾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发表，该文经导师的推荐，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两万美元奖金，赴欧洲参观后回国。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主讲《解剖学》，并撰写出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中文教材。翌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当时国外有些学者提出“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种人，更接近猿猴”等谬论。他非常气愤，毅然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并以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英文专论（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针对这种诬蔑中国人的谬论进行严正的驳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到贵州，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
回国之初，卢于道本以为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终日埋头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是事与愿违，眼看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停，民不聊生，灾难深重。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1944年，他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约他到《新华日报》社会见的通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华日报》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人就因为去《新华日报》社而遭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那里。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主要谈了许多关于延安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并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在谈到他妹妹去延安时的情景时说，“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44年底，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1949年10月1日，对全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难忘的日子，对于卢于道来说更是一个永生难忘的日子，因为这一天他跟随毛主席和党中央其他领导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耳听到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当时他内心有说不出的喜悦和激动。回顾中国革命艰辛的历程，卢于道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是党带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卢于道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同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取浙江省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1930年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英文稿，曾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发表，该文经导师的推荐，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两万美元奖金，赴欧洲参观后回国。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主讲《解剖学》，并撰写出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中文教材。翌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当时国外有些学者提出“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种人，更接近猿猴”等谬论。他非常气愤，毅然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并以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英文专论（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针对这种诬蔑中国人的谬论进行严正的驳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到贵州，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
回国之初，卢于道本以为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终日埋头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是事与愿违，眼看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停，民不聊生，灾难深重。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1944年，他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约他到《新华日报》社会见的通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华日报》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人就因为去《新华日报》社而遭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那里。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主要谈了许多关于延安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并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在谈到他妹妹去延安时的情景时说，“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44年底，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卢于道1926年毕业于南京东南大学，同年他抱着“科学救国”的愿望，考取浙江省公费赴美留学。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神经生理学。1930年获解剖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位论文《美洲袋鼠前脑外部与内部结构》英文稿，曾在美国《比较神经学》杂志上发表，该文经导师的推荐，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两万美元奖金，赴欧洲参观后回国。回国后，任中央大学医学院（即上海医学院）副教授，主讲《解剖学》，并撰写出国内第一本《神经解剖学》中文教材。翌年任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从事人脑的显微研究。当时国外有些学者提出“黄种人是次等人种，中国人尤为低劣，其脑及智力亚于白种人，更接近猿猴”等谬论。他非常气愤，毅然依据对中国人脑显微结构研究的科学论据，并以中国灿烂文化的史实，撰写了题为《中国人之大脑皮层》英文专论（发表在中央研究院心理研究所论文丛刊上），针对这种诬蔑中国人的谬论进行严正的驳斥。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他随中央研究院内迁。先到贵州，任湘雅医学院神经解剖学教授。后到重庆，任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及复旦大学生物系教授。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除担任繁重的教学任务外，还继续进行科学研究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著作有《活的身体》、《科学概论》、《脑的进化》等。
回国之初，卢于道本以为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终日埋头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是事与愿违，眼看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停，民不聊生，灾难深重。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1944年，他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约他到《新华日报》社会见的通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华日报》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人就因为去《新华日报》社而遭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那里。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主要谈了许多关于延安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并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在谈到他妹妹去延安时的情景时说，“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44年底，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回国之初，卢于道本以为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可以为强国之用，终日埋头教学与科研工作。可是事与愿违，眼看着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我们伟大祖国的神圣领土被日本帝国主义蚕食鲸吞，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不停，民不聊生，灾难深重。他和许多爱国知识分子一样，为祖国的前途担忧。
1944年，他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约他到《新华日报》社会见的通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华日报》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人就因为去《新华日报》社而遭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那里。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主要谈了许多关于延安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并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在谈到他妹妹去延安时的情景时说，“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44年底，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1944年，他突然接到周恩来同志约他到《新华日报》社会见的通知，当时白色恐怖笼罩着重庆，《新华日报》社周围布满了秘密特务，监视来往的各界人士。有些人就因为去《新华日报》社而遭到暗害。为了要见到周恩来同志，他不计安危，悄悄地到了那里。周恩来同志热情地接待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两个妹妹在延安很好，卢琼英在政校学习，卢兰英在鲁艺学习。”接着和他谈了政治形势，并介绍了延安的情况。主要谈了许多关于延安生产运动中的生动事例。并说，延安很重视科技界人士，搞生产就离不开科学技术。卢于道在谈到他妹妹去延安时的情景时说，“延安是伟大的革命圣地吸引着千百万爱国知识分子，当时我也想去，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但我对延安无限崇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1944年底，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1944年底，在重庆的部分文教、科技界人士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对时局极感焦虑，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战，压制民主的反动政策极为不满，特发起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主张“民主团结”，“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卢于道和复旦大学的同事张志让、潘震亚、吴泽教授经常参加民主科学座谈会的活动，座谈会是九三学社的前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1946年，卢于道被选为九三学社常务监事。1946年夏，他随复旦大学回到上海，当时的上海，实际上已成为各党派政治活动的中心。1946年6月，九三学社上海分社成立，联系了一批进步的和中间的高级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同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一起，拥护并宣传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积极参加抗暴运动和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斗争，以及反美扶日等运动，卢于道热情高涨地参加了这些运动，还在“高等教育界联合会”中进行活动，并继续参加科学界的进步活动。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卢于道回沪后，巧遇他的妹妹卢琼英。经他妹妹的介绍认识李正文，李是地下党，解放后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由李正文介绍，卢于道参加“高教联”。这个组织没有公开，同时参加的有沈体兰、张志让、潘震亚等。他们有时在八仙桥青年会开会，有时在沈体兰家里会晤。主要活动是参加反内战、反迫害斗争。李正文经常参加会议，并向与会者作形势报告，卢于道从报告中了解到很多解放战争的情况，特别是淮海战役的形势，听了心胸开朗，信心倍增。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在沪期间，复旦大学地下党员余开祥、杨师曾、张薰华等同志在政治上对卢于道的帮助很大，他也对他们的活动也给予积极支持。在白色恐怖紧急的时候，杨师曾同志经常躲在卢于道家住宿避难。卢于道为了斗争的需要，还介绍复旦大学土木系毕业生、地下党员胡宣明中国科学社当职员。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1948年12月25日，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在王造时家举行会议，因原分社主任褚辅成病逝，会议决定选举第二届分社理事会，公推王造时、孟宪章、顾执中、笪移今、吴藻溪为理事，卢于道、潘震亚为监事。会议研究了当时政治形势，决定社的工作应在审慎中求深求实，加强与兄弟党派地下组织联系，宣传组织护厂、护校，免遭特务破坏，迎接上海解放。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1948年10月间，李正文突然到卢于道家，问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毫不犹豫地答复“非常想去”。约两个月后，李正文送给卢于道一张去香港的船票，在地下党胡宣明护送下到了外滩黄浦江码头，胡宣明看着他安全上船后才离开。到达香港时，毛主席的《将革命进行到底》在香港报上公开发表了，卢于道读后看到祖国的光明前途，无限振奋。一周后，他和夏康农等七八位同志乘车经济南到了石家庄。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卡车到达石家庄招待所，最使卢于道感动的是，他们一下车就受到周恩来同志同志的接见，亲切地对他们说：“你们沿途劳累了！”接着又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外政治形势，大家听了很受鼓舞。过了二、三天，周恩来又告诉他一个好消息，说毛主席要接见他们。卢于道听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但又很紧张。一天下午，他们来到毛主席的住地。毛主席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和他们进行了亲切的交谈。谈到过去在江西用“苏维埃“这样的字眼不恰当，不切合中国的实际。毛主席还和他们共进晚餐，餐后亲自送他们上车，和他们一一握手道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不久，北平解放的喜讯传来，卢于道与其他同志由石家庄到了北平。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召开，九三学社光荣地作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参加了人民政协，卢于道以特邀代表身份参加会议。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为国家的发展矢志不渝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开国大典后，卢于道回到上海，继续在复旦大学任教，并担任理学院院长职务。同时他积极参加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各项社务工作，在1951年2月18日，上海分社经过反复协商，调整了理事会人选，公推卢于道为主任委员。作为九三学社上海组织的领导，卢于道不仅带领和团结广大九三学社社员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贯彻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围绕国家各个发展阶段的中心任务贡献力量，而且他始终坚信走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是正确的，即使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依然矢志不渝。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文革”期间，九三学社上海分社的工作完全停顿，许多优秀的知识分子遭到不同程度的磨难，卢于道也没有例外，遭到隔离审查和批斗。但是他不管是在“牛棚”里监督劳动还是在受批判挨斗时，他的头脑里一直在思考，并且一直坚信九三学社建社以来所走的道路是正确的。他的女儿卢欧琳被打成“黑线人物”、“黑尖子”，到新疆工作，心中难免有所疑惑。当她有机会重新回到上海来看望卢于道时，他已经被平反重新恢复工作。卢欧林回忆道：“父亲说，他曾经无可奈何地被捆住手脚，但是他始终相信，乌云压顶是暂时的。当天空乌云密布的时候他仍然坚信天空会晴朗，为了积极地等待问题澄清的时刻到来，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没有停止过前进的脚步。现在好了，乌云已经过去，天空重又晴朗，我可以重振旗鼓，重新开始九三学社的工作了。”当时卢欧琳还是劝父亲不要继续做民主党派的工作了，毕竟当时那些磨难还是让这个家庭心有余悸，但是卢于道向女儿详细讲述了九三学社建社以来的光荣历程，并明确表示希望女儿也参加九三学社。在父亲的影响下，卢欧琳参加了九三学社，她对当时父亲的忍辱负重、百折不挠的精神感到骄傲。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粉碎“四人帮”后，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于1978年1月恢复活动，卢于道重回九三学社上海分社主持社务。当时卢于道年逾古稀，但他的工作积极性很大，他说：“粉碎“四人帮”是我第二次解放，我要把文革时的损失补回来。”分社的恢复工作非常复杂和艰巨，面对问题，他紧紧依靠中共上海市委的领导，团结分社其他领导人，充分调动委员和机关干部的积极性，终于完成新时期分社在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各项任务。恢复工作后，卢于道先后担任九三学社上海分社（市委会）第九届、十届主任委员、第七届市人大代表、第五届市政协常务委员、第六届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第六届、第七届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第五届、第六届代表。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无论是面对科学研究工作，还是面对社务工作，卢于道都追求精益求精，但是对自己的生活上他从来不讲究。卢欧琳回忆父亲的生活非常简朴，一身布衣、一双布鞋，从来不肯为自己多花一分钱，也从来不沾公家的光。父亲去世后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当我父亲去世以后，领导上派来一辆崭新的小轿车，让我坐车去给爸爸从头到脚买身新穿戴。驾驶员陪着我跑东走西，为我父亲买新帽子、新衣服、新鞋子。其间司机问我“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望着他那陌生的面孔，摇摇头。司机感慨地说：“我是你爸爸的司机。”当时我简直糊涂了，爸爸还有司机？他告诉我说，自从父亲担任市政协副主席以后，市委统战部就派一辆专车，而他就是父亲的专车司机。“可你爸爸从来不用车，每次还是我打电话问老先生什么时候用车，他总说不用，说自己不常出门，开会九三学社会派车来接，他和其他几个住在复旦大学和同济大学教授一起去。他还跟统战部领导说，这辆车让别人用吧，我不需要。”司机说着抚摸驾驶盘，深情地讲道：“今天，我总算是为老先生开了一回车，这是我为他专程服务的头一回。”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
今年，我们迎来了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辛亥革命100周年和九三学社上海组织成立65周年，在缅怀卢于道先生的同时，他对自己的要求“我虽年近八旬，也要在有生之年继续奋斗，为实现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一直激励着广大九三学社社员继续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奋斗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