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固执地觉得，自己每多采访一个去过四川灾区的人，就能离灾区近一些，对灾民的苦也会体会更深一些。在地震造成的巨大伤害中，除了肢体的残疾、亲人的逝去，更可怕的是隐藏在灾民心中不为人所见的心理创伤。在电视上，我们看见不停哭泣的孩子，呆滞的母亲，无法面对残疾的伤者，还有那些丧失了信心的孤独的幸存者。
　　如何帮助他们？他们的近况如何？下一步的心理干预工作应如何开展？见到日记主人、九三学社社员、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宋立升后，我的问题像豆子一样蹦出来。“其实，我也一直在想这些问题，从灾区的情况看，我认为目前最好的心理干预者仍应该是政府，因为每出台一项政策，就会为灾民开辟更多的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我刚到时，田里的麦子、菜籽都没有人管，但三年重建的公告一贴出，许多农民就陆续往家赶，在他们看来，政府说话啦，那就有了奔头。而对于一些因灾害引发的矛盾，政府更应该主动沟通，说明情况，安抚灾民的情绪。有了这些积极主动的应对，就已经能够解决不少灾民的困扰。”这一次，我们的党和政府以从未有过的开放程度面向公众、面对灾民，而作为政府和党的代表，每一位基层干部更应有责任有勇气更深地走进百姓，哪怕听听他们的牢骚也好。积极的沟通可以使隔膜造成的误解尽早消弭，更有助于阻止负性情绪的加重和传递，当聚集在一起的灾民像连通器一样互相传递着对生活的希望，面对灾难，又有什么过不去的坎？
　　在采访中，宋立升不止一次地感叹山里人的顽强，钦佩他们那种失去了再从头建设的勇气，“其实，在救援的过程中，我虽然是医生，却常常为灾民所感动。只要有地方住，有亲人活下来，他们心里就有了依靠和盼头。我离开时，什邡的许多商店开门了，聚居点已有很多人踏上了回乡的路，而我负责对口医治的那12位失去孩子的家长们，也开始商量着再生一个娃。大家心里明白，活着的人还得过下去啊。”大山赐予了他们最质朴的品质和最坚强的心灵，与天打交道的山里人，从来都不奢望舒适、安逸的日子，他们的生活都是在与天与地的抗争中得来的。以往，当我们厌烦于都市的喧嚣，乘坐着观光的大巴，带着“亲近自然”的理想，领略山里的风光，品评山里人的生活，想当然地将城市文明衍生的精细文化凌驾于粗朴的农耕之上，何尝不是带着自以为是的优越？其实，在与自然和谐共处和“求生”的能力上，山里的灾民强大我们太多，面对灾难，他们无愧为生的强者。
　　但宋立升也有他的担心，“随着各类支援队伍的进入，灾民的心理问题得到了从未有过的重视，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干预的不连贯和简单重复。虽然每个人的初衷是好的，但是一拨接一拨的人从头重复，询问同样的问题，结果却是适得其反。”其实，心理治疗是一个急不得的事情，它既讲究时机，也需要坚持。灾难发生后的一个月内，出现的多是急性应激障碍，比如麻木、呆滞、忧郁、焦虑等，通过开导和药物基本可以解决。真正的创伤性应激障碍，要在三个月之后才会渐渐暴露。一些敏感人群（比如孤儿、失去孩子的家长等）会出现退缩、情绪波动大等状况。“但是，也许那时提供心理支援的队伍却都已撤离了灾区，”宋立升补充道，“更为重要的是，针对创伤性应激障碍的治疗必须是非常专业的一对一连续性治疗，仅仅依靠支援队伍和志愿者是无法做到的。可以说，心理重建的重任还在当地的精神卫生机构，而我们急需着手去做的是如何建立定期的援助制度，帮助当地做好人员培训，同时，尽快建立重点人群的心理档案。”
　　行文至此，新闻里播出了上海确立医疗卫生对口支援时间表的新闻，也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能欣喜地看到灾区的一切会比过去更健全、更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