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下午，全国卫生计生系统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及“白求恩奖章”获得者表彰大会在京隆重召开。我社葛均波院士荣获“白求恩奖章”。（九三学社上海市委）

　　不忘初心——中国心血管病学发展的亲历者

　　葛均波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老师、各位同志：

　　我是心血管内科医生葛均波。非常荣幸组织授予我白求恩奖章。这个至高无上的荣誉，是对我和我工作团队的表彰，更是对中国心血管病学卓越成绩的肯定。我要感谢患者的信任和理解！感谢医者的奉献和奋斗！感谢祖国医学事业蓬勃发展的伟大时代！

　　“学医学，利天下”是我儿时的梦想。在11岁那年，我骑自行车摔伤了左臂，家乡老中医治好了我的骨折，我心中萌发了一个稚嫩的梦想——为天下人治病。带着这个梦想，我考上了青岛医学院，如饥似渴地学习医学知识。与此同时，伴随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祖国医学事业的飞速发展，疾病谱发生了变化，心血管病学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1990年我前往德国美因兹大学，学习冠心病的介入诊断治疗。我苦练介入治疗手术基本功，发现了心肌桥特异的“半月现象”、“指尖现象”和心肌桥的药物治疗方法，这些成果被编入国际经典心血管病教科书。我在德国的工作得到认可，被聘为德国Essen大学医学院心内科血管内超声室主任。但每当我听到国内改革开放蓬勃发展的消息，内心总抑制不住一次次泛起涟漪，决心回到祖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祖国人民服务。

　　“存仁心，行仁术”是我人生的追求。1999年，我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母校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进入中山医院工作。那一年，全世界约有200万名患者接受了心血管介入治疗，而中国仅占8000多例，中山医院心导管手术量不足千例。我受命担任了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尽我所能创造条件，鼓励科室每个人发挥专长，培养出多名心血管高端人才，获得一批具有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实现了多项业界的“第一次”。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的答案是：“患者的利益永远是医生的最大追求。”

　　记得刚回国时，一个进口冠脉支架要卖四万多块钱。我想研发出中国老百姓能够装得起的“又便宜又好”的冠脉支架，于是和学生们放弃所有的休息时间，创新出可降解涂层的药物洗脱支架并于2005年上市。“功夫不负有心人”，我们终于创造了中国人自己的支架。2013年我们又成功研制出国内首个完全可降解生物支架。我们的支架降低了慢性炎症和血栓形成的风险，而且定价远远低于国际同类产品，使得进口支架纷纷降价，显著降低了医疗成本，每年为患者和国家节省超过数10亿元的医疗费用。

　　近年来，中国的心血管病介入治疗飞速发展，介入心脏病学成为冠心病、心律失常、结构性心脏病的重要治疗手段。2016年，中国有66万例冠心病患者得到冠脉介入治疗，13万例心律失常患者得到经导管射频消融治疗，8万例患者得到起搏器介入治疗。

　　“救死扶伤、甘于奉献”是我的职业操守。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就是心肌。及时快速开通堵塞的冠状动脉，是降低心肌梗死患者死亡率的最有效方法。为了缩短救治时间，我和同事建立了一条急性心肌梗死救治的“绿色通道”，这个“绿色通道”24小时全天候向患者敞开，一有情况，患者即刻送至手术室，多名医护人员同时到位。多年来，我常常会被急促的电话铃声唤醒，并赶往医院的导管室，施行紧急抢救，每年抢救近400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抢救成功率高达97%。

　　都说心导管室没有下班时间，但能够为病人谋福利，能够解除病人的痛苦，我们感到很幸福。我们科室常常收治各地慕名前来的危重疑难病人，他们因为病情复杂手术风险大，最后辗转而来。看着病人所受的痛苦和四处求医的艰难，我们感到很揪心，心内科不能拒绝任何一个病人。我们反复推敲手术方案，预防各种可能出现的意外。每当手术成功，家属总是热泪盈眶，这让我们内心感到更为激动。

　　由于在X线下长期工作，我们做手术时需要穿几十斤重的铅衣，相当于长时间扛重物。我患了腰椎间盘突出，常常绑着腰托做手术。后来腰椎间盘突出进一步恶化，必须进行手术治疗，我本人也成了经过两次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病人。医生说：我需要卧床休息，但是科室和心导管室怎么办？我将手术病人的造影图像传输到我住院的病房，通过对讲机指导疑难冠脉介入治疗工作。我时常对同事说，当医生的要努力解决患者的病痛，更多的还是责任和奉献。

　　伴随着中国医学科学的快速发展，我的医学路已走了近40年，我和我的同仁们一道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如何更好预防和治疗，如何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这些是我们面临的新任务、新挑战。我和我的同仁们愿为祖国的医学事业奋斗终生。

　　（本文系葛均波获“白求恩奖章”时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