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 年，她编写了我国第一本儿童营养学专著《儿童营养》。
1934 年，她创办了著名的湖南湘雅医学院的儿科。
1937 年，她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所儿童医院——上海难童医院。
1950 年，她首创用“联合疗法”，在我国首次攻克了当时医学界公认的“不治之症”——儿童结核性脑膜炎。
1961 年，她首创“鱼肌疗法”，即用鲜鱼肉代替母乳及乳制品。
1964 年，她主编的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儿童营养学——《实用儿童营养学》出版。
1978 年，她创立了我国第一个儿童营养研究室。
1985 年，她荣获首届樟树奖。这是以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名义，颁发给终生献给儿童事业、并作出杰出贡献的人物的“最高荣誉”。
她就是我国小儿科的创始人、儿童营养学创始人——苏祖斐教授。
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原主委谢丽娟曾为她即将成为百岁老人时撰写出版的《苏祖斐百岁回忆录》作序，“苏老祖斐先生是我辈尊敬的儿科专家，是我国儿童营养学的创始人。她的形体虽不高大，但是她的医德、医术以及她爱国家爱儿童的情怀把她的形象竖高、放大，令几代人对她崇敬。近几年来，若有机会听到她的发言，总让人感到她还在研究儿童营养问题，或是在向社会宣传儿童保健的重要性。总之，她还是在观测当今儿童缺什么，多了些什么。
书内使我尤感亲切的是建国以来传染病防治的回顾，使我们这一代医务工作者不由回忆起当时去农村扑灭麻疹，查治血丝虫、血吸虫等寄生虫病的种种情景。那时任务的紧张，消灭了血吸虫病后的欣喜，使我似乎就像是随着苏团长到这里、去那边一样。”
今天，我们一起走近苏祖斐教授，听她讲述获得“樟树奖”背后的故事。
“樟树奖”后面的故事
苏祖斐
记得从协和医学院毕业之时，我向一位导师表示将来要从事小儿科工作，他不加思索地说：“你是个女子，将来是否应该从事妇科工作？”我爽快地回答，“不！我是上海人，那里缺少的是儿科人才，我将来要回故乡去，当一名儿科医生。”当时，我沉浸在幸福的遐想之中，在我的脑海中出现了这么多可爱的上海儿童。
掐指算来，这句话已经说了半个多世纪了。我是个道道地地的“老上海”，戊戌政变那年，我出生在上海新北门内硝皮弄。我后来在协和医学院深造，在湖南湘雅医学院当过儿科主任，除去这异乡客地的十年和在美国深造的一年，整整 80 年了，我都在可爱的家乡——上海度过。“风酥雨腻江南春”，我这个 91 岁高龄的老人，对上海深厚的感情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
上海“八·一三”事件爆发时，日寇炸沉了我将要乘坐的轮船，本来我已办好了赴波士顿深造的手续，看到如潮水般涌进上海市区的难童，我便决定放弃出国的机会，创办了上海难童医院，后改为上海儿童医院。1947 年，我终于赴美深造，闻悉上海解放在即，我对亲手创办的上海儿童医院牵肠挂肚，便提前结束进修，赶返上海。我曾走遍上海市郊的青山绿水，写成《儿童时期血吸虫病》等论文；并大胆应用毛旋花子苷透发皮疹，在上海麻疹大流行中，挽回了不少小生命。
我所热衷的儿童营养研究开始于 1933 年，那年，我撰写了全国最早的儿童营养科普读物《儿童营养》。我当时朴素的希望就是要从儿童抓起，通过加强营养来增强体质，摘掉外国套在中国人头上的“东亚病夫”帽子。然而，我所钟爱的儿童营养事业的成功还是在新中国，在上海——我的故乡。
值得自豪的是，十年前，当我步入耄耋之年的时候，我在上海儿童医院创立了一个儿童营养研究室。在临床单位创办研究机构谈何容易？当初开办费只争取到 8000 元人民币，只有一个房间，为我配备了一位儿童保健医师当助手，以后才又陆续调来一位营养师和一位儿科系毕业的医师，并增加了一些青年检验士。到目前为止，研究室共有科研人员 15 名，一支人才梯队建立起来了。
当初我们并没有动物实验室，也没有先进的实验设备，动物实验对儿科医师来说还是陌生的。不会干就学着干，我决定让助手们去上海医科大学营养卫生教研室去深造。接着我又颇费周折，四处游说，寻求赞助，终于建起了符合规范的动物实验室。其间所遇到的困难绝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楚的。
我们迅速拟定了研究课题，课题的选择必须既符合国情，又有实际应用价值，我首先选择了“母乳喂养”的课题。我国有母乳喂养的优良传统，母乳成分不但符合婴儿营养需要，而且含有许多保护婴儿的免疫物质，可惜城市母乳喂养率有降低趋势。
1980 年，适逢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赞助，在上海召开国际儿童保健会议，会议期间，世界卫生组织的官员来上海儿童医院参观，我们给予了热情的接待。经双方协商，决定协作进行调查，研究“母乳喂养”，并培训人员。我们按照科学的统计方法在上海市区和郊县对3855 名母子开展调查，并写成论文报送世界卫生组织。我们的论文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重视和赞赏，他们当即拨款一万美元，赞助我们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
1981 年，我应邀出席第 12 届国际营养会议，我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鱼对婴儿的营养”和“中国儿童营养”的两篇论文，受到与会学者的欢迎。那一年的冬天，我不顾自己年事已高，又和姚念玖同志一起风尘仆仆地来到日内瓦——世界卫生组织的所在地，和该组织官员商讨了继续开展“二岁以下婴幼儿营养与疾病、发育的关系”课题研究。我下机伊始，世界卫生组织的营养部负责人贝哈教授便亲切地打电话慰问我，当我回答说，旅途中一切正常，他这才放了心。贝哈教授把我俩作为临时顾问，安排在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间办公室里工作，当我们洽谈妥当，决定合作研究之际，他们又决定赞助我们科研经费二万多美元，用以购买先进的仪器设备。
贝哈先生是一位同中国人民十分友好的教授，他盛情邀请我俩去他家中小聚，虽是家学便饭，但是大家都谈笑风生，气氛十分融洽。贝哈先生十分赞赏上海正在开展的儿童营养研究，并衷心祝愿我们取得成功，外国友人对我们的热情鼓励，使我们增添了信心。
在风景秀丽的日内瓦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位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曼生教授，他是一位专门研究口服补液的专家，1981 年春，他曾来我国访问，并开办过学习班，希望推广口服补液法，他赠给我许多有益的资料。此番在日内瓦重逢，我们彼此都十分兴奋，我告诉他，在上海我已研究成功用鱼粉治疗婴儿腹泻，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说：“我们迫切需要你所提供的有关资料。”第二天，我便托人把两包我们研制的鱼粉赠送给他，回国之后，我又寄给他一份资料，他真是喜之不尽。
离开日内瓦，我们踏上了访问法国、英国等欧洲四国的路途。在巴黎，我们参观了国际儿童中心和巴黎儿童医院。那天中午，我们在巴黎儿童中心放映了随身携带的幻灯片——《上海市工厂托儿所母乳喂养》，颇受欢迎。
第二年的秋天，我国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举办的中国母乳喂养讨论会在上海举行，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国外专家作了专题报告。内容有：有关母乳分泌的机理，母乳喂养与免疫学的实验与应用学。这些报告，丰富了我们对母乳喂养优越性的理论认识，并对改进工作有着指导意义。
继此之后，我们又于 1985 年完成全国九万余母子对的调查，由我们研究室负责统计分析，写成报告，使母乳研究更上了一层楼。由于开展了国际学术交流，我们上海的儿童营养的科研水平不断提高，继鱼蛋白粉研究之后，我们研究室研究成功的赖氨酸强化乳儿糕，荣获上海市重大科技成果三等奖。
我研究室还连续数年在本市公办、民办托儿所作四季称重法营养调查，制订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儿童营养供给量标准。目前，我们研究室与上海牛奶公司合作研制的铁剂强化牛奶已告完成，经鉴定之后，即将投放市场，以防止二岁以下婴儿贫血。
如今，上海儿童医院营养研究室已成为卫生部指定的儿童营养人才培养基地，曾两次举行全国性营养人才培训，多次为本市和外地培训儿童保健人员，我还亲自带教了儿童营养学硕士研究生。
为了使我国儿童的体质赶上国际水平，我们决心创建“上海市儿童营养中心”，该中心接受“少年儿童营养基金会”的指导。为了成立这个中心，我又四出呼吁，向全社会寻求援助，请了上海市副市长谢丽娟，还有林佳楣和于若木等同志担任基金会的名誉会长。上海市儿童营养中心的成立已指日可待，横额已由李先念同志亲笔书写，于若木同志为该中心也题了词：“发展儿童食品，增强儿童体质”。
尽管由我精心编撰的 80 万字的《实用儿童营养学》已经付印，我获得了首届樟树奖，但我这个年逾九旬的老太太还想继续努力，期待着上海市儿童营养中心早日诞生，我这个“老上海”还能为发展千百万儿童的营养事业多做一点贡献，我将感到十分幸福。
（本篇由宓正明整理）
本期问题：1981 年，苏祖斐应邀出席第 12 届国际营养会议，在大会上宣读了关于某种动物与婴儿营养相关问题研究的论文，请问这种动物是什么？
上期答案：“东方红一号”播放的歌曲为《东方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