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上海城市的飞速扩张和发展，百姓对于城市生活的要求也日益提高，并渴望政府积极回应，加以解决。九三学社上海市委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们关注到这一点，主动把民生作为参政议政工作的重点，他们倾听周围百姓的呼声，把市民的困难放在心上，多年来为上海的城市环境更美好更便捷努力建言献策。我们最为熟悉的110报警电话的设立缘于九三学社卢湾区委原主委、市人大代表费振翼的一份人大书面意见，而浦东浦西过江费的免除成为一时佳话，也因为九三学社浦东区委的一份提案。

一份书面意见催生“110”

现在，上至老人下至孩童都知道报警求助要拨打110，却很少有人知道110是怎么来的，这背后的故事从一次人大会议开始。

1990年4月上海市九届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其间，闸北区代表团在小组会上，对社会治安问题展开了认真的讨论。那时治安问题较为迫切，尤其在城乡结合部更为严峻。参加会议的费振翼，当时虽然担任卢湾区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卢湾区委主委，但他是从工作单位闸北区当选人大代表的，联想到单位所处的汶水路地区，也常听到群众反映撬窃情况，甚至在费老单位内也发生过一次。他觉得治安的问题已经影响了百姓的生活安全感，经过一番思考，提出了《保障社会治安、防止恶性事故、建议建立三位数治安报警电话》的书面意见，他认为设立三位数治安报警电话是提高市民安全感的最便捷、最有效的方法。不但使受害人能迅速得到保护，并且报警者不论老弱病残凡耳闻目睹者都能进行，也不会受到坏人的报复打击；可保护人身安全，也能保护财物，不但可保护市民免受“人”和“动物”的攻击，也可及时处置各类灾害。书面意见引起与会代表的共鸣，当场有13名代表在书面建议上签字，并作为1187号代表书面意见转有关部门。很快，1990年5月18日，费老收到了市公安局第一封办理答复信。信中说，市公安局、邮电局经过研究，认为这一建议非常好，公安、邮电部门将作这方面的考虑。

1992年11月28日，已不再担任市人大代表的费老“意外”收到市公安局“代表书面意见跟踪办理情况”信件，得知电话报警服务台的计划已基本落实，并被列为市政府1993年实事工程之一。

1993年5月1日，市公安局的第二封“跟踪办理情况”信件又寄到，告知“110”电话报警服务台于5月1日正式开通，并再次感谢人大代表对这项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1997年8月，市公安局又寄来了第三封“跟踪办理情况”信件，告诉费老经过4年多努力，从1997年5月1日起，全市“110”电话报警服务从10个中心区扩展到整个上海市，建成了比较完善的接警、处警网络。

历时七年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费老从心底感到自己为上海市民做了一件好事。

一份提案打破浦东浦西阻隔

 1999年的秋天，浦东新区党工委和管委会都在思考一个严肃的问题，如何继续保持浦东较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一条黄浦江把上海分成了两半，经过十年的开发建设，浦东的城市化建设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但是和浦西相比，差距依然存在，原因就是过江收费。

过江收费，一直是上海市民的热门话题。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各界人士在“两会”或其他场合，都对这个问题发表过意见建议，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仍无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

 1999年12月，当时的浦东新区政协工作联络处找到九三学社浦东区委，提出相互合作的建议，希望就过江费的利弊、免费过江产生的矛盾以及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等诸多问题进行调研，提出解决的办法，为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参考。

社浦东区委高度重视这项工作，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调研和撰写提案，走访了通用汽车、贝尔、日立、远东集装箱、柯达、皇冠包装等多家在浦东的中外合资企业和浦东巴士、冠忠等公交企业及浦东新区管委会所属的城建、财税、综规、经贸等职能部门，还和中信、久事等公司沟通情况和交换意见。同时，还向市民、企业职工、机关干部们发放了数百份问卷调查，掌握了较为详细地第一手资料，聆听了较有代表性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了调查结果报告。报告列举了过江收费的七个方面的负面作用，并进行了情况分析，引起了有关部门的深思。

2000年2月，根据九三学社浦东新区委员会和政协浦东新区联络工作委员会联合撰写的《收过江费的负面效应及解决矛盾的若干建议》调研报告形成的提案，通过九三学社浦东区委（筹）三名市政协委员，以提案的形式送交市政协九届三次全会，引起了与会的市主要领导的高度重视，并最终采取措施，于2000年5月宣布取消过江隧道收费。这一举措不仅消除了浦江两岸人为的屏障，而且极大地提升了浦东的人气，为浦东提供了更多的商机，优化了浦东的投资环境。同时，为浦东的二次创业积聚了后劲，更重要的是赢得了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