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赟
采访前，笔者对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朱学良的了解仅限于中科院、生物百科等一些网站上的个人简介、研究方向等简单的信息，但是他的研究组却有着这样的介绍：“本研究组形成了在工作上紧张严谨，生活上团结活泼的气氛，并以丰富多彩且富于挑战性的研究内容满足对生物科学的热爱、对科学新发现的渴望和对自然之美的追求。”这样直白的介绍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他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是简单的、自发的。
采访当天的上午，笔者如约来到了朱学良的实验室，恰巧碰到他正在谈事情，在实验室门外告示板上，除了学生们发表的论文外，最多的就是朱学良和他学生的合影，有庆祝聚会上的，有外出旅游的，也有对外科研交流的，一张张照片又让笔者感受到这个研究组的活力和凝聚力。朱学良的办公室就在研究组实验室的尽头，我们的对话自然从他热爱的生物学谈起。
科研：爱好·兴趣
说起步入生物学的研究，朱学良坦言：恢复高考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的思考，“原本想找个风景漂亮点的地方下乡当知青就可以了，恢复高考后，随之而来的又是‘科学的春天’”，这些社会的变化燃起了他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激情，他的中考成绩是云南楚雄州的第三名，有资格报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可惜因为超出年龄几个月未能如愿，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但是依然对中科大心存仰慕。高中三年除了认真学习外，他对身边的植物和动物都很感兴趣，“当时也不清楚生物学是什么，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第四军医大学，这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军医大不用交学费，这对家境不好的我非常实用。”他的选择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
但是朱学良的高考成绩一出来就引起了中科大招生老师的注意，他们希望他报生物系，为此中学的班主任和校长都到家里作思想工作。朱学良笑着说：“老师们对我父母说中科大是培养科学家的，很有前途的。”就这样他于1980年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兴奋之情还溢于言表。
在科学的春天里，朱学良在中科大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对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到对它产生持续的热爱，他一路走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生命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东西，我感觉研究它非常有挑战性和意义。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愣头愣脑地学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国内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很多实验开展起来很困难，他笑着说：“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为了纯化试验试剂——去除酚里的杂质，要钻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破旧通风柜里搭建和操作蒸馏设备，那样的条件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出于了解和认识自然界的愿望和好奇心，“发现”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过过程中的困难和艰辛。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采访前，笔者对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朱学良的了解仅限于中科院、生物百科等一些网站上的个人简介、研究方向等简单的信息，但是他的研究组却有着这样的介绍：“本研究组形成了在工作上紧张严谨，生活上团结活泼的气氛，并以丰富多彩且富于挑战性的研究内容满足对生物科学的热爱、对科学新发现的渴望和对自然之美的追求。”这样直白的介绍给笔者的第一印象是：他对科学研究的热爱是简单的、自发的。
采访当天的上午，笔者如约来到了朱学良的实验室，恰巧碰到他正在谈事情，在实验室门外告示板上，除了学生们发表的论文外，最多的就是朱学良和他学生的合影，有庆祝聚会上的，有外出旅游的，也有对外科研交流的，一张张照片又让笔者感受到这个研究组的活力和凝聚力。朱学良的办公室就在研究组实验室的尽头，我们的对话自然从他热爱的生物学谈起。
科研：爱好·兴趣
说起步入生物学的研究，朱学良坦言：恢复高考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的思考，“原本想找个风景漂亮点的地方下乡当知青就可以了，恢复高考后，随之而来的又是‘科学的春天’”，这些社会的变化燃起了他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激情，他的中考成绩是云南楚雄州的第三名，有资格报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可惜因为超出年龄几个月未能如愿，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但是依然对中科大心存仰慕。高中三年除了认真学习外，他对身边的植物和动物都很感兴趣，“当时也不清楚生物学是什么，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第四军医大学，这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军医大不用交学费，这对家境不好的我非常实用。”他的选择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
但是朱学良的高考成绩一出来就引起了中科大招生老师的注意，他们希望他报生物系，为此中学的班主任和校长都到家里作思想工作。朱学良笑着说：“老师们对我父母说中科大是培养科学家的，很有前途的。”就这样他于1980年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兴奋之情还溢于言表。
在科学的春天里，朱学良在中科大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对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到对它产生持续的热爱，他一路走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生命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东西，我感觉研究它非常有挑战性和意义。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愣头愣脑地学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国内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很多实验开展起来很困难，他笑着说：“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为了纯化试验试剂——去除酚里的杂质，要钻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破旧通风柜里搭建和操作蒸馏设备，那样的条件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出于了解和认识自然界的愿望和好奇心，“发现”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过过程中的困难和艰辛。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采访当天的上午，笔者如约来到了朱学良的实验室，恰巧碰到他正在谈事情，在实验室门外告示板上，除了学生们发表的论文外，最多的就是朱学良和他学生的合影，有庆祝聚会上的，有外出旅游的，也有对外科研交流的，一张张照片又让笔者感受到这个研究组的活力和凝聚力。朱学良的办公室就在研究组实验室的尽头，我们的对话自然从他热爱的生物学谈起。
科研：爱好·兴趣
说起步入生物学的研究，朱学良坦言：恢复高考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的思考，“原本想找个风景漂亮点的地方下乡当知青就可以了，恢复高考后，随之而来的又是‘科学的春天’”，这些社会的变化燃起了他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激情，他的中考成绩是云南楚雄州的第三名，有资格报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可惜因为超出年龄几个月未能如愿，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但是依然对中科大心存仰慕。高中三年除了认真学习外，他对身边的植物和动物都很感兴趣，“当时也不清楚生物学是什么，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第四军医大学，这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军医大不用交学费，这对家境不好的我非常实用。”他的选择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
但是朱学良的高考成绩一出来就引起了中科大招生老师的注意，他们希望他报生物系，为此中学的班主任和校长都到家里作思想工作。朱学良笑着说：“老师们对我父母说中科大是培养科学家的，很有前途的。”就这样他于1980年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兴奋之情还溢于言表。
在科学的春天里，朱学良在中科大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对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到对它产生持续的热爱，他一路走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生命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东西，我感觉研究它非常有挑战性和意义。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愣头愣脑地学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国内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很多实验开展起来很困难，他笑着说：“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为了纯化试验试剂——去除酚里的杂质，要钻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破旧通风柜里搭建和操作蒸馏设备，那样的条件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出于了解和认识自然界的愿望和好奇心，“发现”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过过程中的困难和艰辛。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科研：爱好·兴趣
说起步入生物学的研究，朱学良坦言：恢复高考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的思考，“原本想找个风景漂亮点的地方下乡当知青就可以了，恢复高考后，随之而来的又是‘科学的春天’”，这些社会的变化燃起了他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激情，他的中考成绩是云南楚雄州的第三名，有资格报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可惜因为超出年龄几个月未能如愿，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但是依然对中科大心存仰慕。高中三年除了认真学习外，他对身边的植物和动物都很感兴趣，“当时也不清楚生物学是什么，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第四军医大学，这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军医大不用交学费，这对家境不好的我非常实用。”他的选择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
但是朱学良的高考成绩一出来就引起了中科大招生老师的注意，他们希望他报生物系，为此中学的班主任和校长都到家里作思想工作。朱学良笑着说：“老师们对我父母说中科大是培养科学家的，很有前途的。”就这样他于1980年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兴奋之情还溢于言表。
在科学的春天里，朱学良在中科大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对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到对它产生持续的热爱，他一路走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生命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东西，我感觉研究它非常有挑战性和意义。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愣头愣脑地学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国内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很多实验开展起来很困难，他笑着说：“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为了纯化试验试剂——去除酚里的杂质，要钻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破旧通风柜里搭建和操作蒸馏设备，那样的条件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出于了解和认识自然界的愿望和好奇心，“发现”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过过程中的困难和艰辛。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说起步入生物学的研究，朱学良坦言：恢复高考使他对自己的人生有了重新的思考，“原本想找个风景漂亮点的地方下乡当知青就可以了，恢复高考后，随之而来的又是‘科学的春天’”，这些社会的变化燃起了他要用知识改变命运的激情，他的中考成绩是云南楚雄州的第三名，有资格报名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可惜因为超出年龄几个月未能如愿，心中不免有些遗憾，但是依然对中科大心存仰慕。高中三年除了认真学习外，他对身边的植物和动物都很感兴趣，“当时也不清楚生物学是什么，所以高考报志愿的时候选择了第四军医大学，这是最现实的选择，因为军医大不用交学费，这对家境不好的我非常实用。”他的选择得到了家里人的支持。
但是朱学良的高考成绩一出来就引起了中科大招生老师的注意，他们希望他报生物系，为此中学的班主任和校长都到家里作思想工作。朱学良笑着说：“老师们对我父母说中科大是培养科学家的，很有前途的。”就这样他于1980年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兴奋之情还溢于言表。
在科学的春天里，朱学良在中科大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对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到对它产生持续的热爱，他一路走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生命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东西，我感觉研究它非常有挑战性和意义。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愣头愣脑地学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国内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很多实验开展起来很困难，他笑着说：“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为了纯化试验试剂——去除酚里的杂质，要钻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破旧通风柜里搭建和操作蒸馏设备，那样的条件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出于了解和认识自然界的愿望和好奇心，“发现”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过过程中的困难和艰辛。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但是朱学良的高考成绩一出来就引起了中科大招生老师的注意，他们希望他报生物系，为此中学的班主任和校长都到家里作思想工作。朱学良笑着说：“老师们对我父母说中科大是培养科学家的，很有前途的。”就这样他于1980年走进了梦寐以求的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现在回想起来他的兴奋之情还溢于言表。
在科学的春天里，朱学良在中科大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对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到对它产生持续的热爱，他一路走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生命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东西，我感觉研究它非常有挑战性和意义。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愣头愣脑地学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国内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很多实验开展起来很困难，他笑着说：“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为了纯化试验试剂——去除酚里的杂质，要钻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破旧通风柜里搭建和操作蒸馏设备，那样的条件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出于了解和认识自然界的愿望和好奇心，“发现”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过过程中的困难和艰辛。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在科学的春天里，朱学良在中科大接触到了生物学，从对生物学的一知半解到对它产生持续的热爱，他一路走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生命是自然界产生的最复杂的东西，也是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东西，我感觉研究它非常有挑战性和意义。我当时就是一根筋，愣头愣脑地学习，学习自己感兴趣的知识，而不是为了应付考试。”当时国内大学的研究条件差，很多实验开展起来很困难，他笑着说：“我攻读硕士学位时为了纯化试验试剂——去除酚里的杂质，要钻进放在地上的一个破旧通风柜里搭建和操作蒸馏设备，那样的条件是现在学生难以想象的。”他认为做基础科学研究就是出于了解和认识自然界的愿望和好奇心，“发现”所获得的满足感，往往超过过程中的困难和艰辛。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1990年朱学良赴美，以联合培养方式先后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病理系及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健康科学中心生物技术研究所进行四年博士论文工作。这四年他深刻感受到了当时国内外生活、观念、知识水平和研究条件的差距。朱学良感慨地说：“真正的研究入门是在国外大学里开始的，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实验室条件好，而是确实他们的科研基础扎实、实力雄厚，研究方法、思路也先进。”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做研究不外乎单纯地喜欢它，用永不熄灭的热情去追求它，就是秉着这个理念朱学良完成了在国外的学习。在面临是否回国的选择的时候，他听到最多的意见是留在国外，毕竟当时国外的生活和研究环境都远比国内优越，但是他所想到的是：如果我们都只是想到个人的舒适，那么谁来促进祖国科学的发展呢？他希望自己能把先进的理念、知识和技术带回国，为祖国的科学发展贡献一份力量。带着这份责任感朱学良回国开始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成果：积累·追求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在科学研究中，朱学良称自己是“小不点”，事实上他的每一步都走得坚实、有力。去年3月著名国际学术期刊《发育细胞》(Developmental Cell)在线发表了他的研究组取得的发现，今年2月《自然—细胞生物学》（Nature Cell Biology）在线发表他和美国华盛顿卡耐基研究所教授郑诣先研究组的合作成果，5月出版的《科学公共图书馆·生物学》(PLoS Biology)杂志又报道其研究组的最新发现……朱学良认为基础科学研究就是要有追根溯源的精神，在不断地探索和积累中获得发现。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基础研究的成果看似离现实世界很遥远，其实我认为它是一个国家科技强盛的重要环节”，朱学良说。基础科学研究着重于自然规律和机理的探索，所获得的知识或早或晚都可以对技术发明和创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近代欧美国家的飞速发展主要就是得益于基础研究成果的积累。他解释道，我们的祖先虽然发明了黑火药和指南针，但却没有去了解它们背后的原理。而另一方面，曾经在技术上远远落后于我们的西方国家，却因为其科学家对机理和原理的研究认识而后来居上：对化学元素及其性质的研究揭示了燃烧和爆炸的本质，使人们能依据这些知识发明各种火药和炸药；对磁现象的研究导致了对电磁关系的认识，最终为人类社会带来了光明(电灯)和全新的信息传播方式（电话、广播、电视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朱学良强调，在中国，基础科学研究一直是薄弱的。传统的读书做官的功利思想和循规蹈矩的保守作风阻碍人们去从事科学探索。他认为我们仍然需要加强对基础研究重要性的认识，而不是仅仅注重实用性：许多造福人类的科学发现并不是一开始就知道其应用价值的。早期的科学家在好奇心的驱动下去追求自然法则的真谛，现在虽然时代在变化，但这种追求却应该是永恒的。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管理：责任·智慧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从1995年担任课题组组长，到现在担任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生化与细胞所副所长、中科院分子细胞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朱学良明显感觉到科研和管理是一对矛盾。科学研究没有止境，而管理也需要许多的时间和精力，如何取得两者的平衡是他一直在思考和探索的：“我个人希望潜心科研，但研究所的氛围和发展却是实现个人愿望的重要保障。作为研究所的一员，当然就只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了”。面对有限的时间，朱学良提倡务实和效率。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他介绍道，目前生化与细胞所研究人员趋于年轻化，要让研究人员在最富活力和创新精神的年龄段出成果，需要一个既竞争又合作的氛围和公平、公正的体制，管理者应该是体制的维护者，而不是受益者。他以资源分配为例说，研究组的经费分配是按照考核来决定的，所有人在考核面前都平等，此时没有特殊化，只有靠实力。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朱学良力求在管理和研究等方面达到平衡，“在为全所年轻人创造一个良好的研究环境的同时，我也要对我的研究组和学生负责。”在学业方面他对学生倾注了大量心血，并且根据学生的特点安排研究课题，“研究组的氛围很重要。科学研究不是依靠个人的力量完成的，有分工，同样也有合作。”在生活方面他也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感染着学生，对于学生来说，他亦师亦友，每年会在假期邀请学生到自己的家中做客，一起聊天、听音乐、看摄影、谈旅行，在思想交流中教会学生如何平衡学术与生活。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采访结束前他对记者说：“科学家的构成也是金字塔形状的，出类拔萃的人总是很少，大量的人都是在做基础工作，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科技发展的一份子。”“是啊，岂止科学家是如此，我们每个人都要当好这一份子。”合上采访本，记者由衷地感叹。
（《上海九三》）
（《上海九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