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文英
尹文英，女，昆虫学家。河北平乡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1960年后系统地进行原尾虫的分类、形态、生态、胚后发育、生物地理、比较精子学和亚显微结构等研究。1985年后，主持和推动土壤动物学的系统研究，联合60多位学者在6个气候带完成土壤动物组成(3000多种)、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试验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22年10月，我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尹赞勋是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著名地质学家，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由于少年时活泼机灵，我深得父亲的喜爱，假日经常跟随父亲外出采集标本，对大自然产生无限热爱。每当父亲与朋友聚会时，我就依偎在父亲的怀里，听父辈们用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探讨一些科学问题。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憧憬着长大后能够做一名地质学家，天穹作屋，大地为床，肩背行囊，走遍天下，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1943年报考大学时，我就选择了当时国内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但遗憾的是当年地质系不招女生，只好选择了与之相近的地理系。到学校报到时，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欧阳翥教授面试后说：“女孩子读地学不合适，你还是到生物系来吧，我们欢迎你。”我从此与生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找到我国淡水鱼类鱼病防治方法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与外部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条小木船。
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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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尹文英，女，昆虫学家。河北平乡人。1947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生物系。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研究所研究员。早年从事鱼类寄生虫和鱼病防治的研究。1960年后系统地进行原尾虫的分类、形态、生态、胚后发育、生物地理、比较精子学和亚显微结构等研究。1985年后，主持和推动土壤动物学的系统研究，联合60多位学者在6个气候带完成土壤动物组成(3000多种)、变动规律及其在土壤物质循环中的作用以及环境污染的影响等试验研究。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1922年10月，我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尹赞勋是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著名地质学家，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由于少年时活泼机灵，我深得父亲的喜爱，假日经常跟随父亲外出采集标本，对大自然产生无限热爱。每当父亲与朋友聚会时，我就依偎在父亲的怀里，听父辈们用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探讨一些科学问题。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憧憬着长大后能够做一名地质学家，天穹作屋，大地为床，肩背行囊，走遍天下，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1943年报考大学时，我就选择了当时国内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但遗憾的是当年地质系不招女生，只好选择了与之相近的地理系。到学校报到时，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欧阳翥教授面试后说：“女孩子读地学不合适，你还是到生物系来吧，我们欢迎你。”我从此与生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找到我国淡水鱼类鱼病防治方法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与外部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条小木船。
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相关链接>>>
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1922年10月，我出生于河北省平乡县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尹赞勋是从事地质古生物学研究的著名地质学家，是新中国第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由于少年时活泼机灵，我深得父亲的喜爱，假日经常跟随父亲外出采集标本，对大自然产生无限热爱。每当父亲与朋友聚会时，我就依偎在父亲的怀里，听父辈们用英、法、德等多种语言探讨一些科学问题。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憧憬着长大后能够做一名地质学家，天穹作屋，大地为床，肩背行囊，走遍天下，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1943年报考大学时，我就选择了当时国内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但遗憾的是当年地质系不招女生，只好选择了与之相近的地理系。到学校报到时，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欧阳翥教授面试后说：“女孩子读地学不合适，你还是到生物系来吧，我们欢迎你。”我从此与生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找到我国淡水鱼类鱼病防治方法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与外部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条小木船。
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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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受父亲的影响，我从小就憧憬着长大后能够做一名地质学家，天穹作屋，大地为床，肩背行囊，走遍天下，去探索大自然的奥秘。1943年报考大学时，我就选择了当时国内最高学府——国立中央大学，但遗憾的是当年地质系不招女生，只好选择了与之相近的地理系。到学校报到时，理学院院长兼生物系主任欧阳翥教授面试后说：“女孩子读地学不合适，你还是到生物系来吧，我们欢迎你。”我从此与生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找到我国淡水鱼类鱼病防治方法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与外部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条小木船。
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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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找到我国淡水鱼类鱼病防治方法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与外部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条小木船。
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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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与外部联系的唯一交通工具就是一条小木船。
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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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1951年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在无锡蠡园成立“太湖淡水生物研究室”，为了探寻鱼类病因，凡是鱼池的浮游生物、鱼体寄生的原生动物、蠕虫、甲壳动物等，都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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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当时我国主要饲养的鱼种为草鱼、青鱼、鲢鱼、鳙鱼，这些都是中国特有的鱼种，与欧、美、日等国家的饲养鱼类完全不同，因此没有可以借鉴的国外资料，必须独立思考。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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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1952年，我们一行5人被派往浙江湖州，筹建菱湖鱼病工作站。工作站开始时位于一座四面环水的孤岛上，一年后盖了几间平房。在这里我一干就是三年，开展鱼病防治实验和门诊、出诊工作。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相关链接>>>
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扎实的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果实，我们先后发现并推广了草鱼鳃瓣病，草鱼、青鱼肠炎病、赤皮病、小瓜虫病、斜管虫病、鲺病、锚头病等近20种鱼病的有效治疗方法。在分析总结大量科研数据的基础上，总结出了“防重于治”、“无病先防、有病早治”的工作方针。结合群众的养鱼经验，制订出了“三消四定（三消：清塘消毒、鱼种消毒、饵料和食物消毒；四定：即定质、定量、定时、定点投饵）”的有效防病养鱼措施。这套措施后来在全国各养鱼区推广使用，成为当时我国淡水养鱼科学操作规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对我国淡水养鱼业的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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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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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著名原尾虫学家今立源太良在文中写道：“红华蚖可能是迄今已知原尾虫中最原始、最有兴趣的种类，尹在1965年发现了它，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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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1963年我被调到了中科院上海昆虫所工作，此后就与倾注满腔热忱和毕生精力研究的原尾虫相遇了。在天目山我偶然发现了我国尚未记载的原尾虫，之后的几十年里，我对我国原尾虫的分类、区系、形态、生态、生物地理、胚后发育、比较精子学和分子系统学等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找出了新的证据，纠正了前人的错误，提出了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制定了新的分类体系，得到了国内外有关学者的高度评价。这是我国动物系统分类学领域的一项重要标志性成果。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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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我们研究组克服种种困难，走遍大江南北各种土壤类型地区，在我国各省区的近千个小区进行了采集调查。共记述原尾虫164种，其中包括142个新种，18个新属，建立了4个新科。1965年发现了形态独特的红华蚖，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新科——华蚖科。这一发现引起国际同行极大兴趣，被认为是自意大利Sil－vestri1907年首次发现原尾虫以来的一件大事，是原尾虫研究历史上最为激动人心的事件，并且将华蚖科载入了1987年英国出版的《伊姆氏昆虫学教程》第10次修订本中。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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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继华蚖之后，我们又陆续发现了旭蚖、沪蚖、中国蚖、多腺蚖、异蚖、丽蚖等十几个新属。不但为原尾目各类群之间的亲缘关系找到新的证据，而且详细总结了它们的特征，这些特征无法纳入经典分类系统之中。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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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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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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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1983年，我们大胆地提出了与前人完全不同的原尾虫系统发生新见解：无气管系统的蚖目种类是较原始的，而有气管系统的古蚖和华蚖则是较为特化的类群。这一观点已被国际上有关学者普遍接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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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坚持真理，不盲从权威，博采众长，勇于创新，这是我的工作准则。长期以来，各国原尾虫学家一直采用国际昆虫学会终身荣誉主席、著名的丹麦昆虫学家屠格森教授所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华蚖的发现为屠格森教授建立的经典分类系统出了一个大难题：如何确定其合适的分类地位。在这一点上我与屠格森产生了根本上的分歧，开始了激烈的学术论争。由于华蚖科形态独特，且具有气管系统，其分类地位是接近古蚖还是接近始蚖，双方各持己见。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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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应屠格森教授的邀请，我1979年访问哥本哈根时，就华蚖的分类地位与屠格森教授进行了充分交流。屠格森教授尊重我的发现，但坚持一定要拿出更充分的证据来，而不仅仅是外部形态上的区别。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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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回到上海时，我就收到了屠格森教授包含17个关键问题的信函。只有准确地回答这17个问题，才能让学界心悦诚服，新的分类体系才能真正确立。生物的生殖细胞变化在系统分类学上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但对原尾虫生殖细胞研究是一项极为困难的工作，因为原尾虫的个体已是如此之小，对其精子的超微结构进行观察，其难度可想而知。1980年开始，我与意大利西耶那大学的Dallai教授合作，开始了长达10年的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的系统研究。
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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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磨一剑，通过努力，我们研究组先后对8科、16属20种原尾虫的精子，进行了超微结构研究。研究结果使屠格森教授开始转变他原先将华蚖归入始蚖科的主张。
在完成原尾虫比较精子学研究的基础上，1996年，在第20届国际昆虫学大会上，我们提出了3目10科更完整的分类系统，这一分类系统现已被各国同行专家学者所采用，成为了原尾虫系统分类学研究的标准。
为我国土壤动物学建立及发展作贡献
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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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联合复旦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的有关学者，我们在上海举行了一次土壤动物学术交流会，邀请全国10个省市的有关专家参加，以期推动我国该学科的发展。1987年至1991年，在天目山、衡山和岳麓山等地定点、定量、定期进行了土壤动物的调查研究，从近10000个土壤样品中，收集到30万号标本。标本涉及8个动物门、20个纲、71个目的600多种动物，聘请国内外专家共同鉴定，并于1992年主编出版了《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有关土壤动物的专著。
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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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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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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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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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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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我们又联合国内外有关专家，开展“中国典型地带土壤动物的研究”项目。选择了高寒草原区、温带林区、暖温带林区、中热带雨林区和北热带滇南河谷区等五个典型地带，同步进行调查研究和分析比较。此外，在温带（长白山）、亚热带（杭州）和热带（海南）同时进行土壤动物生态学方面的试验研究；并在我国中部进行重工业污染和农药污染对土壤动物的影响及对策等的调查研究。此项目的完成为《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两本专著的出版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同时对我国土壤动物学的建立和深入发展做出了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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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总结成功经验，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安贫乐道，创新勤奋。我对“安贫乐道”的解释是：不计较个人生活待遇、职位高低，专心致力于科学研究。创新是科学发展的灵魂，勤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不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有新意，特别是科学研究，如果按照一套模式、一种方法、一个思路去做，得到与前人一模一样的结果，只能算是工厂式的生产，而不是科学研究。凡是在事业上有成就者，都是勤勤恳恳、奋斗不止的人。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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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数十年来，虽然自己尽力做了一些科研工作，可总觉得微不足道，谈不上做了什么大贡献，一想起来就使我内心感到愧疚……时间是无限的，空间是无限的，科学技术的发展也是无限的。虽然目前我们各方面条件都得到改善，但是我们不能有丝毫的松懈。面临世界各国的竞争，稍有停滞就是倒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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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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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文英提出原尾虫系统发生新概念，并据此建立了原尾纲新的分类体系。她和她领导的研究团队多次获得国家和中国科学院的奖励，先后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1项、三等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中国科学院优秀科研奖1项，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项、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上海市“巾帼奖”一等奖1项。1998年获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1999年出版了《中国动物志：原尾纲》。主编写成《中国亚热带土壤动物》、《中国土壤动物检索图鉴》和《中国土壤动物》等专著。